文 / 吳智晴
承前篇，在黑田日出男的研究中，榻榻米在中世社會相當普及，並非上層階級專用。田村則認為榻榻米實為「人類」的證明。以《今昔物語集》中的一段故事，指出不管是多破舊的屋子，只要舖上一張榻榻米就能作為居住空間；舖在適切地點的榻榻米上，所坐著的人物，即為此地的主人。[1]
榻榻米也是一種能做出「人」與「鬼」兩者對立的空間分隔之裝置。在《九相詩繪卷》中分別描繪一位美麗婦人的屍體從腐敗到歸土，一新死相、二肪脹相等九種樣態。鎌倉時代比叡山寂光院舊藏本中在死後九相之前描繪了生前的相貌，而生前相和一新死相中描繪了「上疊」和榻榻米，二肪脹相及之後的相則無。這樣的描寫或許和中世的葬法有關。換而言之，在中世，坐在榻榻米上的意義，代表著榻榻米上的人物不是妖怪也不是乞食者，並非在「人」以下或以外，而是社會中所認知的一個「人」。[2]
經過以上的探討，再回頭細觀《足利義政像》這件傳為土佐光信（？-1522左右）所作的肖像畫，在這件作品的箱蓋上貼附土佐光貞於天明九年（1789）所寫的文章。根據此文，本作是土佐光信所描繪的義政像，並由土佐家代代傳世至今。像主義政在畫中面容肅穆地持著檜扇，能想像他是一位高貴的人物。和現存其他足利將軍肖像畫不同的是，在人物背後畫有水墨山水圖襖（和室隔扇），以及蒔繪裝飾的鏡台【圖1】。
作為肖像畫而言尺寸偏小，也無題贊。推測可能是實際將眼前的義政畫下來的寫生。義政坐在喜愛的襖前，也可能正是出自光信之手。手邊擺著鏡台，可能意味著義政即將要和誰會面。特別需注目的是這件小品，與其他公式的肖像畫表達出一種不同的氛圍，彷彿能從這件肖像畫感受到畫家與像主之間十分親密，並體會到作畫當下的臨場感。[3]由於沒有題贊可以斷定製作年代，但從山水圖襖的風格來推定，可能是室町中期的肖像畫。[4]
中國的帝王肖像畫，雖今日已無法得知作者何人，但應皆是出自宮廷畫師之手。宋徽宗趙佶（1082-1135）是中國歷史上以喜愛藝術聞名的皇帝，其自創的書體「瘦金體」也廣為後人所知。這幅宋徽宗肖像【圖2】，可以推測由當時宣和畫院中的畫師所繪，宋徽宗身著紅色皇袍，帶著烏帽，側露出三分之二右面，端坐在舖著金色布幔的高椅上，腳底踩著墊腳凳，神情自若、淡淡地微笑著。整幅肖像色調高雅，使用金、紅等色，顯得貴氣十足。在五行中宋朝為火德，因此皇帝皆穿著紅色的龍袍。和《足利義政像》相比之下這幅《宋徽宗像》更加正式、官方，在肖像中表情十分和藹大方；畫面中沒有額外的器物陪襯，讓人將視線集中在像主的神態上。
《明英宗像》【圖3】是一副全身正面坐像，與前二者相較顯得相當華美，明英宗坐在精心雕琢的龍椅上，在各個扶手邊角還綴有垂飾。地上舖設的華毯也十分講究，方紋中有圓紋有六角紋，且色彩繽紛，具巧藝。接著看到像主明英宗，身態壯碩，坐姿大氣，身穿黃色龍袍，帶著烏帽，左手扶在腰帶，右手擺在膝上。龍袍上的紋樣有著細緻的龍紋，胸前、雙手臂以及衣服中段、下擺皆有，使用鮮豔的正色，相互對映，華麗豪奢。在薄松年所寫的〈明代宮廷肖像畫中的歷史記憶〉一文中，提到「明朝建國之初，一切制度處於草創階段，政權急需進一步鞏固，傳寫御容的目的當與鞏固皇朝統治、樹立皇帝絕對權威有直接關係」[5]，顯示帝王肖像不但作為彰顯國威，在當時也作為一種宣揚政權的政治手段。
在日本幕府時期，「征夷大將軍」實質掌權，雖天皇一系仍存，但與今日同為虛位元首，幕府將軍的權力實則與帝王無異。經過對於中日三幅將軍／帝王肖像畫的分析比較後，可以理解到日本肖像畫中各個元件的存在意義，以及將軍與天皇之間並存與消弭的複雜關係。在中國方面，不同朝代顯現出的帝王形象尤其不同，宋代簡約素雅，明代華美大氣，給後世非常不同的印象。中日兩方即便是互有交流，但對於「當代權勢者」的形象塑造，則有不同的堅持以及固定的制式。
[1] 田村憲美，〈中世肖像画における「坐」の問題〉，頁106-107。
[2] 田村憲美，〈中世肖像画における「坐」の問題〉，頁107。
[3] 參照e国宝「伝足利義政像」：
[4] 參照国指定文化財データベース「絹本著色伝足利義政像」：
http://kunishitei.bunka.go.jp/bsys/maindetails.asp（2017/1/18查閱）
[5] 薄松年，〈明代宮廷肖像畫中的歷史記憶〉，收錄於澳門藝術博物館編，《像應神全：明清人物肖像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二）》（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5），頁100-107。
arthistorystroll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