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尹瑄
可能很少人知道,法國畫家貝絲•莫利索(Berthe Morisot, 1841-1895)和她的同儕好友馬內(Edouard Manet,1832-1883)、莫內(Claude Monet,1840-1926)、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1830-1903)一樣,是印象派藝術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其實,她是印象派獨立展的十二名創始核心成員之一,1874到1886年間的八屆聯展,她只因產後不適缺席過一次,還主辦了其中兩屆。不過,在常見的藝術史書寫中,有一個看來不重要,但好像又很根本的問題,悄悄地困擾著敏銳的讀者:莫利索是一名「女畫家」,還是「畫家」?
「女性藝術家」該是一個特別分類嗎?
其實,這個問題並沒有看上去那樣好回答。在職業頭銜上加上性別標示,乍看理所當然,但實際上也同時提醒著所有人,這樣的稱呼意味著某種「特殊性」,因為我們並不會特別稱達文西、畢卡索是「男性藝術家」。更精確地說,只有在「一般(大多數)/特例(稀少)」的結構存在時,這種特殊性才必須強調出來。例如「女司機」、「男護理師」。而在同一專業領域中,比例懸殊的結構組成,經常暗示著一種權力關係或規則的建構。
將「女性藝術家」視為一個分類,當然可以理解為這是一種對個人能力及少數族群成就的肯定,不過另一方面,也凸顯出過去女性在以男性為準則的藝術領域中,必須加倍付出努力,奮勇突破社會規則為女性設下的重重限制與障礙,才能受到專業上的認可。幾年前去世的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 1931-2017)在1971年發表的〈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一文,便為此後數十年間女性主義藝術史的研究浪潮,拉開了序幕,將那些在主流敘事中被淹沒或遺忘的女性,一一重新放回藝術的編年史中,並且指出社會結構中性別權力的不對等,才是造成這個結果的主因。
然而這樣的分類,又可能衍生出其他問題。藉由強調其性別而為其正名,是否可能一不小心,反而先入為主形成我們對藝術家的刻板印象,成為一種標籤?是否可能會落入一個帶有偏見的框架裡,像二十世紀初的藝術史家一樣,談到莫利索時認為「女性的藝術就該是這樣」[1],而誤以為所有女性畫家都應該符合、或展現出同一種女性特質的風格?我們是否能瞭解女性在傳統藝術界的困境,在為其「平反」的同時,又能將她們每個人視為不同的個體,客觀評價其作品風格?
擺脫性別的標籤
2019年夏季,巴黎的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推出了《貝絲•莫利索(1841-1895)》大展,以紮實的研究成果和精彩的展品正面回應了這些問題。這不是世界級的美術館第一次展出莫利索,1987年華盛頓國家藝廊就曾以她為名,盛大展出超過一百件作品,各種從女性主義角度進行的研究在當年蔚為熱潮,揭露女性藝術家在社會和專業圈中所遭遇到的阻礙。不過,隨著性別議題逐漸普及以及更多史料的出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奧賽美術館的策展者,已不再需要像早期那些領頭披荊斬棘的女性主義藝術史研究者一樣,必須高舉性別大旗,急於強調莫利索的女性身分,而是將性別處境做為歷史脈絡的一環來理解,更專注且全面地探索她的藝術成就。
這次的展覽意義重大,是法國國家級美術館自1941年的橘園美術館(Musée d’Orangerie)以來,首次以她個人為專題所舉辦的大型特展。展示內容以人物畫與肖像畫為主,參觀者藉由八個不同的主題,循序認識這位不凡藝術家的作品與職業生涯:「描繪現代生活」、「戶外人物」、「梳妝中的女子」、「盛裝之美」、「完成/未完成:『在流動中凝結某物』」、「工作中的女性」、「窗與門」,而最後以「自己的工作室」作為結尾,引用了吳爾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剖析女性創作歷程的著名意象「自己的房間」,更是別具深意。我們透過整個展覽所認識的是一位風格洗鍊、地位重要的印象派畫家,而不「只」是一位有藝術才華的女性。

主要策展人,同時也是現任奧賽美術館典藏保存部門主任帕蒂(Sylvie Patry),並未刻意塑造莫利索的女性形象,而是將焦點鎖定在藝術家的專業意識上。長期以來,當莫利索的名字出現時,經常被介紹為馬內名作《陽台》(Le Balcon, 1868-9)【圖1】以及多幅畫作中美麗的女模特兒,這固然是由於馬內的名氣較大,也因為莫利索優雅出眾的女性形象,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她的藝術家身分。
一個專業畫家的堅持
莫利索出身藝術氣息濃厚的布爾喬亞家庭,與同為畫家的二姊愛德瑪(Edma Morisot,1839-1921)結婚後便停止創作的情況不同,在和馬內的弟弟厄金(Eugène Manet,1833-1892)結婚後,丈夫大力支持她持續創作,並一起投入策劃展覽、推廣印象派藝術的事業中。在1874年她和一群藝術家朋友,選擇以團體名義獨立聯展之前,有近十年的時間她幾乎每年參加官方沙龍展,顯見她的創作能量和企圖心。獨立事業和優渥的家境,有助於她擺脫社會上對女性創作的限制,但實際上她的作品仍一直無法逃脫一般人對「女性藝術」的既有偏見。
從莫利索開始展出一直到1980年代,無論讚揚或批評,大部分的藝評家都毫不猶豫地指出她的藝術是「直覺式的」、「優雅」、「細膩」、「迷人」、「精緻」的。大量使用一些用來讚美女人的詞彙,藝評家斷言因為她是女性,所以畫出來的畫「非常具有女人味」,「自然」具有「天生的」女性風格,而這種看法又因莫利索的美貌與良好教養而加深。


她早期的畫作中充滿明顯的筆觸感,展現出對光線敏銳的掌握,尤其在她所擅長的戶外場景題材中,確實呈現出一種輕快明亮的風格【圖2】。不過,如同這次奧賽特展中所指出的,我們不能因此而忽略莫利索畫作中也有冷靜、陰沉的一面,並不能將其單一化為溫柔婉約的陰性氣質。例如她最著名的作品《搖籃》(Le Berceau)【圖3】,帕蒂指出這幅描繪愛德瑪生產後看顧新生兒的繪畫,和一般評為呈現母愛溫馨畫面的看法不同,其實傳達出一種冷靜與距離感。


莫利索自己在1878年生下女兒茱莉(Julie Manet)後,就經常描繪丈夫厄金陪伴女兒茱莉的景象。多幅恬靜安適的父女圖【圖4】,或是奶媽哺餵女兒的畫面,顯示她並未強調女性「天生」就應具有母愛,或是將自己照顧孩子看作是一種「天職」,而是化身為一個在旁作畫的觀察者,一個「畫家」的角度。1880年以後的作品,更加能看出她個性中嚴謹、自律、甚至有些陰鬱的面向。除了將生活情景與家人朋友入畫外,她也雇用職業模特兒。對她來說,繪畫絕非高雅淑女的才藝,也不是一種記錄生活片斷的業餘嗜好,而是一生力行不輟的嚴肅工作。【圖5】
但是在當時,她卻並沒有被視為一位專業的藝術家。性別標籤成了一種沉重的限制,不但作品被認為是「展現女人味」,在1892年她的第一次個展舉行時,更是仍舊被大眾當成業餘畫家。她本人對於這種差異對待非常清醒,因為「世人對女性的定位總是遮蔽了她藝術家的身分」,她「暗中也為老是被當作業餘者而感到痛苦」。[2] 她在筆記中寫著:「我從不相信有男人會像看待自己一樣平等看待女人,而這就是我一直所追求的,因為我知道我和他們一樣值得尊敬。」[3] 這就是為何在莫利索去世之前,當法國政府決定買下一幅她的畫作時,她表示非常欣慰,因為她的專業終於受到了官方的認可。
「印象派女畫家」類別的概念,是1890年代之後的藝評家和藝術史家所塑造出來的。莫利索的繪畫風格,其實和同時代的女畫家卡莎特(Mary Cassatt,1844-1926)、布萊克蒙(Marie Bracquemond,1840-1916)等人之間,並不存在具有性別特色的共同性。一開始就使用性別差異的刻板類型套用在所有的女性藝術家身上,將導致真正的個人性被忽略。女性和男性一樣,擁有各種不同的特質和獨特之處,並非僵化的性別觀念所能區分。奧賽美術館的展覽在總結莫利索成就的同時,也採用了新的研究取向和角度,希望呈現其作品的複雜性與張力,肯定莫利索能以一個「藝術家」的身分,而不僅僅是一個「女性藝術家」,成為藝術史研究的對象。
[1] Camille Mauclair, L’Impressionnisme : son histoire, son esthétique, ses maîtres, 2nd ed., Paris : Librairie de l’art ancien et moderne, 1904, p. 153.
[2] Théodore Duret, Histoire des peintres impressionnistes : Pissarro, Claude Monet, Sisley, Renoit, Berthe Morisot, Cézanne, Guillaumin, Paris, H. Floury, 1906, p. 165.
[3] Berthe Morisot, exhibition catalogue (Paris, musée d’Orsay, 18 June-22 Sept. 2019 ), Paris : Flammarion, 2019, p.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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