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楚彤
圖像從很久以前起一直都是犯罪調查、證據收集、識別嫌犯,以及告知公眾的主要媒介,而圖像裡所有細小的證據和細節都會被公開,透過新聞報紙的傳播從而獲得新聞價值,民眾也得以瞭解當下的時事進展。人們對於眼前所見常常深信不疑,事實上這些圖像在進入大眾的視野前,都有可能經過層層的修飾或刪減,歷史的真相往往比我們想像中更加錯綜複雜。德國藝術家Gerhard Richter (1932-)於1988年創作的繪畫系列《1977年10月18日》(18. October 1977)以報紙和警察所攝影的照片為依據,描繪了德國左翼恐怖組織紅軍派成員的被捕和死亡。Richter在重現照片的同時,如同鏡頭無法對準焦距般,刻意將畫面模糊化,失真的效果彷彿喻示著照片與真相之間的距離。
歷史的傷痕——紅軍派的武裝鬥爭
納粹時代的暴政在德國歷史上留下了不可抹滅的痕跡,東西德的分裂更是加劇了意識形態之間的拉扯。紅軍派孕育於聯邦德國60年代末期的六八學運,起初他們採取和平抗爭的方式,轉折點是1967年6月2日一名學生Benno Ohnesorg遭到警方槍殺,成為了激進份子日後合理化自身暴力行為的託辭。1968年4月紅軍派創始者Andreas Baader和Gudrun Ensslin 在法蘭克福兩家百貨公司縱火,以此行動對越戰表示抗議,左翼女記者Ulrike Meinhof隨即加入,為接續一系列的恐怖攻擊揭開序幕,諸如銀行搶案、炸彈攻擊、謀殺等,引發了大規模的社會危機。1972年6月,在警方的撒網行動下,紅軍派核心成員Baader、Ensslin、Meinhof、Holger Meins和Jan-Carle Raspe 相繼被捕。1975年Meins在監禁期間死於絕食抗議,隔年Meinhof於獄中鐵桿上吊,其餘成員則被判處無期徒刑,紅軍派的抗爭愈發極端化。
1977年末叛亂行動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9月5日恐怖份子狹持了德國雇主聯合會主席Hanns-Martin Schleyer,要求政府釋放在押的紅軍派成員。兩方僵持不下直到10月13日,同情紅軍派的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劫持漢莎航空的一家班機,試圖以人質相威脅,對聯邦政府施加更多壓力。最終,德國特種部隊在索馬里摩加迪沙成功解救人質,10月18日Baader、Jan-Carle Raspe舉槍自盡,Ensslin也在同一天用電線懸窗上吊,官方集體自殺的說詞充滿疑點,輿論一片譁然。Richter以這個悲劇收場的日子為他的系列命名,總共15件作品,格式不盡相同,但共通點是畫面都由陰暗的灰色基調組成,對Richter來說這不僅是為了模擬黑白照片的效果,灰色同時也是表達疏離、中立、靜默和絕望的理想顏色。[1]
中性、冷靜的藝術語言
《上吊》(Hanged)描繪的是Gudrun Ensslin被發現自殺時的景況,畫面左邊是一條深色毯子,右邊則是一面白色的牆。輪廓分明的窗框前隱約可見一具朦朧的人體,其下半身隱沒於周遭的晦暗,如同漂浮在半空中。《上吊》的筆觸相比本系列的其他畫作鬆散許多,再加上各種色調的灰使得畫面主體更加難辨。


對比《上吊》的壓抑氛圍,彷彿穿梭於影像中的三幅畫作《面對1-3》捕捉了Gudrun Ensslin在1972年被捕入獄後的動態時刻,標題點名了對觀者所作出的某種對抗。原始相片中的Ensslin為全身照,且手持一張號碼牌走在嫌疑犯指認的隊列中。然而在Richter的裁減之下,細節訊息遭到省略,在畫布上只轉移了上半身的部分。[CR: 671-1] 相較後兩幅,明暗對比較低,模糊化的處理最為明顯,尤其是水平的筆觸使移動感顯得份外強烈。在第二幅畫 [CR: 671-2] Ensslin面向鏡頭抿嘴微笑,第三幅[CR: 671-3] Ensslin目光朝下,頭髮和服飾的顏色較為暗沉。此時的Ensslin被描繪成充滿活力的女子,表情平靜甚至還帶有一股從容不迫。

在兩幅畫作《被擊倒的男子 1-2》(Men Shot Down)裡,Andreas Baader以斜角姿態躺在牢房地板上,嘴巴微微張開,面容漶漫不清,從頭部流出的血在地面灘成一片,武器與其他白色物件則散落在周圍,同樣難以辨認。Baader的黑色長褲與其慘白臉色構成反差,[CR: 669-2]模糊化的處理範圍大幅擴張,觀者的視角也稍有改變。在兩個不同的版本中,Baader伸出的左手臂似乎最能顯示畫中的人物已死,意味著他失去了自身四肢的主導權。

(右)Gerhard Richter. Dead (Tote), 1988. Oil on canvas. 62 x 62cm. CR 667/2. MoMA, New York.
標題為《死亡》(Dead)的三幅畫作,描繪的是死者頭部和上身的特寫。雙眼緊閉,平躺在地板上的女子為Ulrike Meinhof,細看還可分辨頸項上怵目驚心的黑色印痕,可推斷出她是上吊身亡的。Meinhof深色的頭髮彷彿與黑色背景融為一體,與其蒼白的膚色和淺色衣著形成強烈對比。和《被擊倒的男人》同樣的鋪陳細節,Richter的模糊手法隨著同系列的追增逐漸強化,在《死亡》[CR: 667-1] 中Meinhof的面部特徵仍可辨識,但到了最後一幅[CR: 667-3],光影分界不再分明,原來的黑色背景也淡化為較柔和的灰色。

《青年肖像》(Youth portrait)是本系列中唯一一幅與紅軍派行動無直接關聯的畫作,描繪的是Ulrike Meinhof的肖像畫。原始照片攝於1966年,與Meinhof執導的《Bambule》影片有關,內容描述了年輕的女性抗議者。該影片原本已預訂好電視播放的時間,但後來Meinhof與Andreas Baader的越獄事件有所牽扯,因此播映遭到取消,這也被視為紅軍派組織化的開端。Richter創作這幅畫時對照片作出了些許修改,讓當時已經三十五歲的Meinhof顯得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更像是名涉世未深的少女。Richter一貫的模糊技法柔化了Meinhof的面容,散發出近似憂鬱的氣質,此時Meinhof的激化歷程才正開始萌芽。
別於傳統的歷史反思
在這些畫作中,觀者的偷窺欲無法獲得滿足,因為所有的細節都融化在了深淺不一的灰色之中。Richter意圖為死亡事件蒙上一層罩紗,不讓人看個分明。原始圖像的暴力呈現被刻意抹去,無關政治或是歷史的正確性,同樣主題的畫作透露的更多是哀傷的情緒。Richter的人生有30年的時間是在納粹和共產制度下的東德度過的,歷經不同的政權變遷,意識形態之間碰撞的後果他再清楚不過,因此紅軍派的激情、其無法動搖的決心和絕對的勇氣對Richter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撼。不過《1977年10月18日》的創作初衷絕非是對紅軍派死者的憐憫,Richter自己也無法譴責國家對其所採取的強硬手段,對他來說死者們都是意識形態鬥爭下的犧牲者,為革命奮鬥,然後為革命而敗,Meinhof從《青年肖像》到《死亡》的劇烈轉變就是一個實際例證。這個系列昭示著無論任何意識形態,最終無可避免地都只有毀滅一途,Richter對這個世界提出尖銳的質疑:究竟意識形態的存在意義為何?[2]
《1977年10月18日》記錄了德國的特殊時刻,反映了當時持續一整個世代的創傷。有別於傳統的歷史繪畫會對事件做出詳盡的敘述,甚至藉此傳遞某種思想,Richter的畫作並不著墨於細節,反而是將圖像以模糊的樣態再現於畫布之上。Richter藝術化的改編意圖與歷史事件保持一定的距離,給予觀者反思的空間,以一種不含任何預設立場、價值判斷的方式來思考紅軍派成員的死亡意義。
[1] ‘’You’ve often painted grey pictures in the course of the decades. Can you say something about that?’’
‘’Difficult topic. The grey is certainly inspired by the photo-paintings, and, of course, it’s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I think grey is an important colour – the ideal colour for indifference, fence-sitting, keeping quiet, despair. In other words, for states of being and situations that affect one, and for which one would like to find a visual expression.’’ Interview with Jan Thorn-Prikker, 2004.
[2] Dietmar Elger (2002): Gerhard Richter A Life in Painting (Elizabeth M. Solaro,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305
參考資料
1. MoMA.
https://www.moma.org/artists/4907
2. “Inescapable truths, Gerhard Richter I.” Jean-Paul Standard. TATE ETC. 1 Sept. 2011.
https://www.tate.org.uk/tate-etc/issue-23-autumn-2011/inescapable-truths
3.Gerhard Richter.com
https://www.gerhard-richter.com/en/
4. Dietmar Elger (2002): Gerhard Richter A Life in Painting (Elizabeth M. Solaro,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