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俗」的流變-從格林伯格到「後歷史」

文 / 彭靖

〈前衛與媚俗〉(Avant-garde and Kitsch)為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 , 1909-1994)於1939年所發表的評論文章,[1]旨在為前衛藝術護航,從此開啟了關於「前衛」與「媚俗」的討論,至今仍是學界熱衷的主題之一。這篇超過80年的文章,在大眾文化當道的現下,閱讀起來仍有值得深思之處,尤其是格林伯格對於「媚俗」的定義,在藝術多元的「後歷史」環境中,其菁英式偏狹的觀點,也屢屢備受批評,因「媚俗」的概念已不可同日而語。

【圖 1】《藝術與文化》封面。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著,《藝術與文化》(Art and Culture), 張心龍譯,臺北:遠流,1993。本書為美國藝術批評家格林伯格出版於1961年的藝術評論集,結合了作者於1940與1950年左右發表在《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國家》(Nation)與《評論》(Commentary)等期刊的藝評文章,〈前衛與媚俗〉為評論集中最早發表的作品(1939年所作),也放在論文集中的首篇。更多內容介紹,可點閱「遠流博識網」(網址:https://m.ylib.com/book/R1013

愚民的「媚俗」

在〈前衛與媚俗〉一文中,格林伯格首先指出前衛與媚俗共享著一個文化。媚俗文化是在城市中的無產階級勞動者和小資產階級識字率上升後,為他們隨之而來的休閒文化需求而生,媚俗是為大眾服務,也是工業下的產物。這些為了迎合新市場的產物,是假扮文化的生產者、複製文化表面的剽竊者,用「捷徑式」、「奇觀式」的樣貌吸引大眾,製造替代的經驗與感受,使得大眾愚昧、不願思考,讓社會整體的發展停滯,它是生活中所有虛假事物的縮影。

噢!看完這樣的批評,我不禁眉頭一皺,瞅著牆上貼的卡通角色的圖卡、正在聆聽的「五月天」的音樂、桃園燈會所發放的老鼠提燈,難道我是一個「愚民」嗎?相信現代大多數的人都會對這樣自視甚高的言論不以為然吧。在理解何謂格林伯格的「媚俗」,我們首先要理解格林伯格所認可的前衛藝術是什麼。

「前衛」是一群放蕩不羈的文化人,也就是所謂的波西米亞人(bohemians)所創造的藝術,他們反對恪守傳統框架、只求日益臻熟的寫實技巧的藝術家,他們的眼光不受世俗拘束,勇敢創新,能夠從傳統的藝術中,找出發揮藝術意義的「原型」事物,如同上帝一般,用最精簡的語彙、批判知識的工具──構成藝術的藝術,來呈現出藝術的本質,也就是繪畫為什麼是繪畫、詩為什麼是詩。這些藝術是具知識性的,它成功帶領藝術世界向前邁進,因此在藝術層級的金字塔中,是最頂端的領頭羊,它也帶領了整個文化,如注入流水般有了鮮活的力量。金字塔以外的藝術,格林伯格並沒有說明或評判,因為現代藝術是他唯一認同的藝術形式。

格林伯格在文章中語重心長地提出了對於「前衛」的擔憂,因為媚俗的事物太過強大,包括大眾喜愛的小說、漫畫、雜誌、電影、流行音樂舞蹈,其豐厚的資本、快速又大量的製作能力以及商業的行銷包裝,其擴展的能量太容易擠壓前衛藝術與在地文化的生存。向金錢和媚俗靠攏的藝術家們,是格林伯格看到的「前衛的危機」──媚俗輕浮淺白的本性,會危害文化進步的力量。

格林伯格狹隘的藝術批評

亞瑟.丹托(Arthur C. Danto, 1924-2013)於《在藝術終結之後》談到,格林伯格的藝術史觀是一個進步的史觀,[2] 其「進步」的概念是相較媚俗的「不思進取」所下的定論,且格林伯格狹隘地區分出何為「正統」的藝術,在這「正統」以外就都不算藝術,他甚至想抹殺「正統」以外、欲稱之藝術的藝術。丹托認為,格林伯格定義的現代藝術,提供了一個與瓦薩利(Giorgio Vasari, 1511-1574)時代以來,用「再現」為主流的藝術史完全不同的批評原則,他提高了現代藝術的地位,也讓觀眾能去辨別其中的價值。

格林伯格是一位擅於褒貶修辭的學者,將「媚俗」批得一無是處,藉此抬升了「前衛」的高尚與不可一世。它如此鏗鏘有力,以致閱讀的過程中,不時會被這提升至道德層次的論述牽著鼻子走,誰不渴望一個「進步」的社會呢?誰不想承認自己的「好品味」呢?但回過頭思考,格林伯格寫作時動盪不安的時代,他對「媚俗」的擔憂與批判有其脈絡可循:當時史達林統治的蘇聯、納粹德國,以及法西斯時期的義大利,這些極權專政國家的統治階層,試圖教化和討好人民,而鼓勵寫實主義的媚俗作品,也將其作為宣傳政治思想的工具。另一方面,格林伯格身處的美國,資本主義為了經濟的利益而製造迎合大眾的媚俗文化,似乎弭平了階級的差異和衝突。此二者的政權結構在藝術的選擇上皆以大眾的品味為尊,使得前衛藝術的生存備受打壓。

然而相隔80年,整個社會甚至藝術的方向,走到一個連格林伯格都無法預期的方向,而這個藝術的世界有萎縮退步嗎?現今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當道,媚俗的事物進入藝術的範疇後,我們檢視格林伯格的敘述,實在很難對現代之後的「後歷史」藝術斷言一個說法。所以丹托用「藝術終結」形容格林伯格史觀下的現代主義做一個結束。不是否定他,而是歷史終有其結束的時刻。

針對格林伯格〈前衛與媚俗〉最常見的批評,便是他的觀點無法解釋現代藝術之後及以外的藝術形式,如普普藝術、後現代主義、任何其他族群或多元形式的藝術。繼丹托的批評之後,David Carrier(1944-)和Joachim Pissarro(1944-)在〈媚俗,非概念:無以名之的系譜〉一文中,[3] 指出格林伯格與多數學者的思想是將一般大眾視作非理性的,所以將大眾喜愛的媚俗之物隔絕於藝術殿堂之外。Carrier和Pissarro利用「野蠻人主義」(barbarism)來諷刺格林伯格這類學者們優越的文化意識,認為這是一種以「二元」、「排他」的方式,將相對於「正統」歐洲為中心的藝術──那些「他者」、「外來」的事物──定義為「野蠻」。藝術史向來都是以白人男性為尊,對不同自身歷史的藝術形式,只因為不了解、不願認識,所以排斥它、貶低它,而這蔑視他者差異性的思想,本身才是真正的野蠻。

【圖 2】《邊緣的美學/美學的邊緣:野生藝術闡釋》(暫譯)封面。David Carrier and Joachim Pissarro, Aesthetics of the Margin / The Margins of Aesthetics: Wild Art Explained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書名中譯:圖版來原:博客來(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4305479?sloc=main

「媚俗」的逆襲

Carrier和Pissarro認為媚俗不具有任何特定的風格,而是那些在藝術世界中永遠無法被指認為藝術的東西。藝術世界的塵埃就是媚俗,在數百本關於廣泛藝術領域的書籍中,這些事物沒有被提及,且無以名之,[4] 這就是Carrier和Pissarro書本主題所指稱的Wild Art(野生藝術)」。即使後歷史的藝術世界似乎包容了多元的藝術形式,Carrier和Pissarro認為如今的藝術世界仍然在拒絕所謂的「野生藝術」──那些不被正規藝術世界所「馴化」的另類、離譜、庸俗、古怪或時髦的事物,如改裝車、塗鴉、快閃演出或脫衣舞秀等,這樣的區別似乎也是為了保證藝術世界內容的合法性,但媚俗真的和藝術完全絕緣嗎?

在藝術的世界中,我們可以看到經藝術家轉化的媚俗之物進入了藝術的殿堂,像是台灣藝術家沈昭良2006年至2014年的「Stage(舞台)」系列,利用了攝影技術與其魔幻的色彩語彙,將移動式舞台,也就是台灣傳統俗稱的「電子花車」作為對象,轉化民間原先所認為情色、低俗的「野蠻」、「媚俗」之物,成為超現實的攝影意象,並展示於藝術場所中。這些攝影經過了藝術家的介入與藝術機制的篩選,一台未經藝術家「馴化的」電子花車,仍然不會放入藝術世界中。藝術家若不對「媚俗」的主題提出問題或見解,相關的作品就不能被視為藝術。這似乎再次顯示了藝術的排他性,然而相較格林伯格對媚俗嚴格的批評,如今的藝術世界擁有更加包容的態度,所以更能夠接納媚俗的美學。

【圖 3】沈昭良《STAGE》簽名本。沈昭良著,《STAGE》, 自主出版,2011。圖版來源:攝影之聲http://bookshop.vopmagazine.com/product/stage-signed

藝術的圈子依舊有它的界線,筆者在此不否定這個界線,就像什麼是食物、什麼不是食物一樣,每個時代、每一個領域都有自己的規則。對於模稜兩可的判定或現在「完全不可能是」的事物,也許當下不是藝術,但在這個媒體傳播盛行的時空中,一個隨意的影像,例如「抬棺的黑人音樂與動作」與「驚恐的貓咪圖案」可能因為有趣、吸睛或具話題性,下一秒就成了數以萬計觀眾或創作者的「藝術符號」,媚俗之物在此得到了進入藝術殿堂的門票,達到了位階的逆襲。

媚俗的事物,在當今社會中有著不容忽視的受眾,當代的藝術家們擁抱媚俗的主題,並非單純受到商業價值的牽引,而是將其轉為創作的養分與材料,藉著分析和探索媚俗的事物,與這個社會相互對話,不似格林伯格將之視為毒瘤般強烈地排斥。因而媚俗之物擁有很高的機會晉升為藝術本身,如今成功的例子有成為經典的漫畫、電影、廣告或流行音樂等等,在此也翻轉了格林伯格原先「前衛」與「媚俗」涇渭分明的高低關係。最後,歷史的進程是動態的,我們該擁有尊重與包容差異的心理,藝術的把關者們也應不斷擴充自身的史觀,去適應瞬息萬變的藝術生態。生態的物種越豐富,便越能維持其穩定性。

[1] Clement Greenberg, Art and Culture(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c1961);中譯本:張心龍譯,《藝術與文化》,台北:遠流,1993。

[2] 林雅琪.鄭慧雯(譯),Arthur C. Danto(著),《在藝術終結之後》(After the End of Art, 1997)》,臺北:麥田出版,2004,初版。

[3] David Carrier and Joachim Pissarro, “Kitsch: A Nonconcept: A Genealogy of the Indesignatable,” Aesthetics of the Margin / The Margins of Aesthetics: Wild Art Explained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9), chapter 10, 173。

[4] The Margins of Aesthetics: Wild Art Explained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9), chapter 10,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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