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一位日本畫家與臺灣「國寶」《鄭成功畫像》的近距離接觸

文 / 劉錡豫

從位於臺北市重慶南路上的第一銀行,走到228公園旁的臺北賓館,這短短10分鐘的路程,卻曾是一位日本畫家的朝聖之路。

每天早上9點左右,畫家從第一銀行原址的朝陽號旅館,前往作為臺北賓館前身的「總督官邸」,並慎重的、莊重的執行一件重要的工作-臨摹「國寶」。

說是國寶,其實是在偏遠殖民地被「以國寶規格」珍重以待的藝術品。不過百年後的今日,政權交替之後,這件作品卻真的成了一國之寶,它就是《鄭成功畫像》【圖1】。而這位有幸與《鄭成功畫像》近距離接觸,臨摹畫作的日本人,則名叫那須豐慶【圖2】,日後他以「那須雅城」之名為人所知。

【圖 1】佚名,《鄭成功畫像》,清,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國寶現形記

藝術品自有其流轉、浮沉的歷史,《鄭成功畫像》也不例外。它被發現於臺北內湖一處鄭家後代的收藏中,後代鄭維隆稱,此畫是國姓爺過世前,命人所繪的肖像真跡,家族世代流傳。隨後此畫被鄭家後代敬獻給臺北知事,之後又再上呈給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

這幅畫的出土備受重視,畢竟,有著日本血統的鄭成功,不僅在日本作為戲劇《國姓爺合戰》的主角而家喻戶曉。總督府也將延平郡王祠改立為開山神社,將鄭成功視作國家神道信仰的神祇。

【圖 2】1905年,那須雅城(最後一排左3著和服者)於橋本雅邦(第3排)所指導的二葉會合影。《日本美術院百年史 三卷上》,頁11。

另外,歷經明治初期西化湧浪席捲之下,大量古寺庭園荒廢,古代的藝術精品遭到破壞、捨棄的情景。日本在明治中期開始有系統的進行古物的調查、品第及保存工作。也因此,當這幅年代或可上溯至明鄭時期的殖民地「古美術」被發掘時,總督府自然不敢隨意處理,而是視為重要的政績。

那麼問題來了,如何保存?除了需要合適的空間來保管,若能將畫作的原況加以記錄、複製,未來需要修復之時,便可作為之後的參考。這種被稱作「現狀摹寫」的技術,在日本當時便被視為保存古美術的手段之一。透過臨摹,除了得以剖析、保存古代的繪畫技術,也能記錄古畫的舊況,複製後的作品能代替真跡在博物館內陳列展示,或是當作美術教材使用。

【圖 3】橋本雅邦,《白雲紅樹》,1890,東京藝術大學藝術資料館藏。

如此重責大任,佐久間左馬太託付給當時來臺旅行的畫家那須豐慶,那須師承日本畫大師橋本雅邦【圖3】,學習兼容西洋透視法的近代日本畫。而橋本雅邦同時也和鼓吹古美術保存、臨摹重要性的美術理論家岡倉天心交好。且那須豐慶的學長,日後近代日本畫的巨匠橫山大觀,也曾受託臨摹京都的阿彌陀佛古畫。

這幅摹寫自京都禪林寺《山越阿彌陀三尊像》的作品【圖4】(1896),橫山大觀便採用了「現狀摹寫」技術,將古畫破損的景況一併描繪紀錄。從師承及人際網絡的角度來看,不難想像那須豐慶同樣具備臨摹的技術,得以接受總督委託。

【圖 4】橫山大觀,《山越阿彌陀三尊像》,1896,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分身的國寶

接受委託後,那須豐慶開始漫長的臨摹作業。從1910年的12月24日開始,每天早晨,他會從朝陽號旅館前往總督官邸,在收藏《鄭成功畫像》的房間內慎重的進行臨摹,每日從早上9點一直持續到下午4點。最終具體完成的時間點不明,學者盧泰康根據摹本上的落款,推斷畫作的完成時間下限為1911年的秋天。

完成後,彷彿像是放下了重擔一般,那須立刻載筆南遊,從基隆前往宜蘭、花蓮、臺東一帶旅行,作為犒賞自己辛苦的行程。

左【圖 5】那須豐慶,《鄭成功畫像》開山神社本,1910-11,臺南鄭成功文物館典藏。
右【圖 6】那須豐慶,《鄭成功畫像》鄭維隆本照片,原作完成自1910-11,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在官邸期間,那須總計完成兩幅《鄭成功畫像》的摹本,一幅被奉納至祭祀鄭成功的開山神社中(以下稱「開山神社本」【圖5】),另一幅則贈予鄭維隆家族(以下稱「鄭維隆本」【圖6】)。而原跡因被視為「臺灣古美術唯一之資料」,因此以「國寶」規格奉納到坐落在臺北劍潭山上的臺灣神社(今圓山大飯店址)。

今日,原藏於臺灣神社的《鄭成功畫像》已移至國立臺灣博物館,而「開山神社本」則在戰後由延平郡王祠接收,在當時的交接檔案【圖7】中可以看到此畫被移交的紀錄。而「鄭維隆本」則流落民間、下落不明,不過臺博館有收藏一張當時所拍攝的照片。比較原作及兩張摹本,我們可以發現過往不曾被注意的有趣現象。

【圖 7】〈臺南市政府教育科經管延平郡王祠印章圖冊財產瓷產預金移交清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08-26,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29400034006。

將三幅進行並置比較,可以發現,「開山神社本」與原作最為相像,兩作的人物、服飾、座椅皆相同,而且只有「開山神社本」是採取「現狀摹寫」,將原作的破損一併描繪。而在「鄭維隆本」照片上,卻未見對於破損處的描摹。而且比較原作及「鄭維隆本」,可以發現後者的衣袍、座椅都更加華麗、精緻,顯示迥異的複製態度。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根據當時報導,那須在接受委託時,便計畫好要將臨摹後的畫像奉納至開山神社。由此推測,另一幅「鄭維隆本」的製作,或許一開始就是為了移贈給鄭氏後代。也因此,在臨摹時,比起「開山神社本」所採取的「現狀摹寫」複製態度,那須及總督府更希望能製作出「全新的《鄭成功畫像》」,所以畫家才試圖更加地凸顯畫面的精緻及華麗表現吧。

就在那須豐慶臨摹《鄭成功畫像》的百年之後,2010年,根據中華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鄭成功畫像》被真正指定為「國寶」。

然而事過境遷,「國寶」中的「國」早已從「大日本帝國」輪替為「中華民國」。有趣的是,有著日本血統的鄭成功,在日治時期被視為日本南進的先驅,與大陸帝國進行對抗的島國政權,與20世紀上半葉日本的國家戰略相符,因此受到崇敬及重視。隨著政權輪替,在國民政府眼中,鄭成功搖身一變,變成對抗滿清統治者的漢人「革命」領袖及忠臣典範,成為少數在戰前被祭祀在神社內,戰後仍保有其崇高地位的信仰對象。【圖8】

星霜荏苒,原先收藏畫作的臺灣神社早已坍塌、改建,畫作也被移往他處。但無論是原跡還是摹本,《鄭成功畫像》先後被不同時代的政權賦予重要地位。然而當吾人剝去糾纏在畫作身上的多重符碼後,不變的是百年前,畫家在官邸的畫室內,安靜的與古代的美術品對話,一筆一畫,將崇敬的心情及心志寄託於畫中。最終超越了時空,在今日相映成輝。

【圖 8】戰後1961年,楊英風接受政府委託,製作鄭成功塑像,便採用了戰後移至博物館的《鄭成功畫像》原跡形象。照片由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藏。

參考資料

1. 劉錡豫,《臺灣神社美術收藏的建立、展示與戰後流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2. 〈臺南市政府教育科經管延平郡王祠印章圖冊財產瓷產預金移交清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08-26,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29400034006。

3. 〈那須豐慶氏(畫家)〉,《臺灣日日新報》,1911-03-19(版2)。

4. 〈公告〔文選集注〕、〔康熙臺灣輿圖〕及〔鄭成功畫像〕等3件古物指定為國寶。〉,《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公告》,2010-06-14。

5. 日本美術院百年史編集委員會,《日本美術院百年史 三卷上》(東京:日本美術院,1992)。

6.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臺南瑰寶大揭密》(臺北:五南出版社,2017年)。

3 comments

  1. 此篇文章存在兩處應修正之誤

    根據筆者2017年 研究鑑定「鄭成功畫像(豐慶摹本)」結果 :
    1. 標題所稱"1910年"有誤, 根據筆者紅外線檢視「鄭成功畫像(豐慶摹本)」所見那須豐慶落款︰「明治辛亥(1911)秋日 敬寫豐慶之」, 故正確完成時間應為1911年1-2月間。1911年2月21日《臺灣日日新報》第二次報導有關那須豐慶的「畫家消息」,稱:「滯留在朝陽號的那須豐慶,每日在總督官邸臨寫開山神社的鄭成功古圖」。筆者研究指出此時第一摹本(「鄭成功畫像(豐慶摹本)」)業已完成,而這時鄭維隆家族可能也已經從總督官邸將原屬於他們家族所擁有的「鄭成功畫像」原作取回,是故,「第二幅摹本」僅能就「預計要奉納給開山神社的第一幅摹本」來進行臨寫。
    2. 文中所謂「鄭維隆本」(「第二幅摹本」)「衣袍、座椅都更加華麗、精緻」的說法,實無法正確反映作品的真實價值,只是沿續1911年7月16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認識:鄭家「對於極為完善精美的這件摹寫畫與華麗的裝裱,表示大為滿足之意。」但透過兩件摹本線稿細節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必須明確指出︰那須豐慶自行「想像添補」畫像原件中殘缺的部份,藉以完成這件形象完整的「第二幅摹本」,導致其真實性大為降低,早已有別於「鄭成功畫像」原件的實際面貌。

    以上研究結果引自 :
    盧泰康,〈鄭成功畫像(豐慶摹本)〉,收於《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臺南瑰寶大揭密》,臺北:五南出版社,2017年,頁21-57。

    1. 親愛的讀者您好:

      因近日通知繁多,一一處理中,不好意思現在才在這邊回覆您。
      昨日看到留言已先寄信給作者,正等待作者的回應,。
      有最新的回應或調整會再留言給您。
      感謝您寶貴的意見與對漫遊藝術史的關照。

      編輯部

    2. 感謝盧老師的閱讀及指謫,以下針對兩點提問進行回覆:
        
      1. 筆者在文中所提的「1910年的12月底開始」,是根據1910年12月26日第三版的《臺灣日日新報》文章,提到豐慶開始臨摹的時間點為:「去二十四五兩日。自午前九時。即由朝陽號往督邸。潔淨一室。得意揮毫。至午後四時始回云」。因此將標題定名為開始臨摹的時間點「1910年」,並設定文中的情境是「冬天的寒風」。
        
      另外,根據1910年12月25日臺日報第七版報導,那須豐慶因:「向臺灣神社奉納〈酒麿〉的大作後,懷著奉納開山神社之志,來北赴總督官邸,希望能一覽該畫像(即鄭成功畫像),佐久間總督閣下深感其志,想要一枚作為在臺的紀念,也必要在官邸配置一枚,故屬意畫伯揮毫總計二枚」(筆者翻譯),可知此時已預定製作兩幅摹本。因此筆者推測兩幅都能以當時收在總督官邸的「原跡」〈鄭成功畫像〉為範本來臨摹。
        
      至於摹本完成的時間點,由於筆者暫未找到明確的史料,故根據1911年2月13日臺日報第三版的〈畫家近況〉,以及其後畫家遊歷東海岸的報導(3月至4月),來推測此時摹本應完成告一段落。另外,由於款記不一定能代表畫作的完成時間,且根據1911年7月16日臺日報第七版的報導,原跡已敬獻臺灣神社。故第一摹本落款「明治辛亥(1911)秋日 敬寫豐慶之」,也存在著奉納開山神社前加以補款的可能性(實際上,追蹤1911年秋季的臺日報報導即可知,那須豐慶並不在臺灣)。總之,由於兩摹本完成的確切時間點不明,故在文中予以「最終具體完成的時間點不明,不過至少耗時2-3個月」這種較為保守的推測。
        
      2.筆者在文中對「第二幅摹本」所謂「衣袍、座椅都更加華麗、精緻」的說法,並非延續1911年7月16日臺日報第七版的報導,而是比較兩幅摹本後得到的結論。首先,第二摹本加強了對朝服紋飾線條的刻畫,並增補了另外二作未見的細節(即盧老師所述:那須豐慶自行「想像添補」畫像原件中殘缺的部份),此處即筆者所謂「精緻」。
        
      另外,該作也強化了服飾的立體感,且袖口飄揚、低垂的表現也更加順暢且真實。座椅靠背的虎皮亦更接近現實中的虎紋,且腳部的虎皮墊也不只是將虎頭露出,而是賦予接近現實老虎頭部形象的描寫。整體有著原比另外二作更加「華麗」的視覺效果。(姑且不論還原度)
        
      筆者認為這不只反映臨摹者(那須豐慶/雅城)運用近代日本畫寫實觀念的結果,也體現臨摹者有意在「視覺效果」上超越原作(獻給臺灣神社)及第一摹本(獻給開山神社)的意圖,而非只是對原作的「現狀摹寫」。故予以「華麗、精緻」之敘述。這方面屬於筆者對畫作的觀察及詮釋,感謝盧老師提供不同的觀點。筆者在研究的期間亦有閱讀過老師的大作,受益良多,只是礙於寫作的篇幅未能一併提及,在此見諒,並再次感謝盧老師的閱讀。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

This site uses Akismet to reduce spam. Learn how your comment data is proc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