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斐蕴
對於後知後覺的評論家和哲學家來說，個別的科幻故事可能看起來像以往一樣微不足道—但科幻小說的核心，它的本質對人類是否可以被救贖，至關重要。
——艾薩克·阿茲莫夫（Isaac Asimov）
從前，有個不修邊幅的聰明傢伙，日以繼夜窩在地下室和錯綜糾結的管線為伍，殫精竭智、敲敲打打，終於在爆炸和濃煙中造出一個任他差遣的萬能僕役；不料這僕役有一天忽然發癲了，開始無差別地毀滅人類。不管背景設定在地球或外太空，早期科幻電影常出現類似情節，背後透露，面對人工生物的茁壯，人和機器主僕勢力的消長、關係顛轉，人類深陷疑懼焦慮。評論家以「科學怪人情結」（Frankenstein Complex）[1] 解釋這種雙重恐懼：人類既深恐自己僭越了神的造物者地位，必將受懲，又害怕終將被自己的創造物毀滅。「科學怪人情結」成為瑪麗‧雪萊（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到阿茲莫夫和後續科幻小說及許多改編電影的共同母題，這階段的科幻故事無論機器人也好，仿生人也罷，對人類來說，它們都是不折不扣的他者（other）[2]，是威脅人類的負面存在，毫無疑問該被殲滅。
彷彿呼應人工智慧與人工生物科技的疾速發展，科幻電影最能激發同情、最富人性的角色不再是人類，而是來自殖民星球的仿生人（androids）（《銀翼殺手》1982）、成長於寄宿學校的複製人（clones）（《別讓我走》，2010）；甚至當AI機器人利用缺乏人際歷練的阿宅，毀滅創造它的邪惡富翁、奪門逃出實驗室時，觀眾暗自叫好；可是當這人工生物戴上假髮、套上蕾絲洋裝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潮裡（《機械姬》，2014），令人疑心，分隔人與仿生人的界線是否已逐漸模糊？人工生物在心智、體能、感官愈接近人類之際，區分兩者的差異是什麼？人類致力將人工生命的感官能力、智能、情感推升到與人相近、甚至超越的層次時（比方記憶、耐力等某些領域），到底這似人又非人的產物該扮演什麼角色？無視倫理價值，沒有極限的發展的後果，是否會超越人力承擔的範圍？
底下藉由《銀翼殺手》（1982）和《別讓我走》（2010）這兩部科幻電影，剖析當代導演如何將上述問題放入科幻電影的敘事與美學風格，同時挑戰人工生物在人類世界的定位。
仿生人「比人更富人性」？性格扁平的人類 VS. 性格隱晦的仿生人
改編自小說《仿生人是否夢到電子羊》（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由英國導演瑞德利‧史考特拍成《銀翼殺手》(1982)，故事設定於2019年的洛杉磯，窮盡地球資源的人類到外星球殖民，並以仿生人協助殖民任務。其中的仿生人「連鎖六型」無論外型、體能、心智皆比人類更優秀，為避免被取代，人類創造防堵機制將其遺傳密碼的生命週期設為四年。「連鎖六型」為了續命，從殖民星球叛逃到地球尋求解決方法，而特種警察「銀翼殺手」的任務，就是要獵殺仿生人。
電影雖從緝捕仿生人的特種警察戴克（Rick Deckard）的角度敘事，無非是藉由仿生人角色的塑造，對照未來世界的人類。戴克這個人類主角性格扁平單調，他沉默寡言，麻木淡漠，機械性地執行被賦予的任務，沒有跡象透露他的行徑是受到價值的驅使抑或體系的束縛。反觀故事裡的仿生人惡棍巴蒂（Roy Batty）更似血肉之軀【圖1】，因為不服生命即將被扼殺，它沮喪憤怒，強烈的求生本能和豐富的情緒更近人性。彷彿還不能更明顯似地，「比人更富人性」正是電影中生產仿生人的多行星企業集團泰瑞爾公司（Tyrell Corp.）的行銷口號。
藝術是區隔人與非人類的無效指標
導演甚至將電影最後的獨白和特寫獻給仿生人巴蒂，並以慢動作放大情緒張力，在大雨滂沱的城市廢墟裡，特寫鏡頭移焦在一張流淚的側臉，它說：
「我見過你們人類無法置信之事，目睹攻擊艦在獵戶座肩上熊熊燃燒，也看過Ｃ射線在天國之門的黑暗裡閃耀。所有時刻都將消逝在時光中，一如淚水消失在雨中。死亡的時刻到了。」[3]
這段「雨中淚水獨白」（Tears in the Rain monologue）在影史被譽為最動人獨白之一，然而吐露如此詩意獨白的卻不是人類，而是一個自知死期已近，仍對追捕它的敵人（戴克）心生惻隱、伸出援手的仿生人。
就像弗蘭肯斯坦博士的怪物，《銀翼殺手》的仿生人也被它的創造者拋棄了，電影中生產仿生人的多行星企業集團泰瑞爾公司同時扮演跨星際資本主義和神的角色，毫不猶豫消滅自身生產的仿生人，以致它們逃亡過程中濫殺無辜。電影似乎暗示人對自己創造出來的怪物所犯下的邪惡和罪行無法免責，畢竟怪物從來沒要求被發明。
但《銀翼殺手》大幅拉近仿生人與人的距離。在1930年代由鮑里斯‧卡洛夫主演的環球電影系列中，弗蘭肯斯坦博士以「怪物」（the Monster）稱呼他的創造物【圖2】，其他綽號還包括「惡魔」、「幽靈」、「壞蛋」、「東西」。總之，那生物沒名沒姓，形貌駭人、口齒不清。《銀翼殺手》裡的仿生人則貌似人類，有名有姓，有勇有謀，而且文明——獨白顯示他的語言遠遠脫離智性的實用功能，它以凝鍊、富美感的意象和比喻為自己的存在與消逝下註腳。然而，如果說美感經驗的昇華、藝術創作是人類生活的演化指標，此處做為區隔人與非人類的評判標準，藝術是無效的。
光線的逆向使用模糊人類與仿生人的界線
通常光線有啟示、揭露、闡明、溫暖等效果，但在《銀翼殺手》的光線運用卻違反我們的習慣與直覺。事實上，為了配合反烏托邦的隱喻，電影整體基調陰暗，光線雖無所不在、處處游移竄射，卻不能紓解幽黯帶來的潛藏壓力。電影中2019年的洛杉磯總是沉浸在黑夜裡，聚光燈投射巨大的陰影讓人無法遁逃，霓虹燈產生的陰霾模糊街景細節，被不明光源點亮的路標反射來自各個角度的信息，讓人眼花撩亂，無所適從。[4]
光無法驅趕黑暗帶給人的沉重壓力，也無力反映真相。《銀翼殺手》的故事核心在於人類如何分辨所面對的身軀、記憶或情感是否是真實的，導演不直接給答案，卻以光線的運用引導觀眾的想像。在敘事中，光被作為測試人與非人的工具——銀翼殺手使用名為Voight-Kampff的測謊儀，將光照射到眼睛中，以光線提供線索，企圖分辨壞人（仿生人）和好人（人類）。當劇中擁有人性的仿生人瑞秋接受測試的過程中，眼燈有如地球，被置放於中心位置，讓瑞秋微妙地退居到外星人的地位。
瑞秋的臉部特寫更暗示它的雙重角色。右頰銳利的邊緣光將它與周圍的一切區隔開來，臉部輪廓宛如雕像，是身份無懈可擊？還是完美到不自然？然而她左臉卻落入神秘的陰影中，有如具致命吸引力的女性（Femme fatale）。接受質詢時，瑞秋指稍的香煙冒出裊裊濃煙，掩蓋了它的表情，模糊了答案的可信度【圖3】，也模糊了人與仿生人的差異。
仿生人的淚水是真的嗎？
故事中，瑞秋被植入生產仿生人企業總裁姪女的記憶，讓它誤以為自己擁有記憶，長期記憶醞釀它的情感；它甚至保存「母親」的照片，隨身攜帶。沒有什麼比記憶更能擴展人的概念，彰顯人並非偶然、孤立的存在，而是過去的繼承者；也沒有什麼比童年的記憶更私密、更個人、更無可取代。當瑞秋的謊言被男主角戳破，她黯然垂淚，是悲傷自己被愚弄？還是自己身為人的存在被抹煞？又或是恐懼仿生人身份被揭穿的後果？電影沒有明確線索可證實它的心態，但引人省思：人不只是生物的存在，亦是社會的存在；如果記憶也可被植入，人性到底是後天習得還是與生俱來的品質？
《銀翼殺手》結尾，戴克對瑞秋動情，兩人遁入黑夜，不知去向。從某個角度來講，這是人類對跨國集團以無限制的科技發展全面宰制社會的反抗，人類從解救弱者的行為得到救贖，仿生人藉幫助人類真正獲得人性。
至此人工生物的地位在科幻電影裡大幅提升，有觀眾和影評人認為《銀翼殺手》的特種警察戴克其實也是仿生人，然而不管他的真實身分如何，人與人工生物的的界線開始游移。或許電影想傳達的是，人類複製另一個自我，期望它們完全任憑處置，但在利用、甚至剝削它們的同時，人將承擔喪失人性的風險。
[1] Yvonne A. de la Cruz, “Science Fiction Storytelling and identity: Seeing the Human Through Android Eye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tanislaus (2019.2.10), p.2.
[2] 為了區隔人類與人工生物，本文一概以「它」稱呼android、clones、robots、AI、AL，並無貶意。
[3] 原文:“I’ve seen things you people wouldn’t believe. Attack ships on fire off the shoulder of Orion. I watched C-beams glitter in the dark near the Tannhäuser Gate. All those moments will be lost in time, like tears in rain. Time to die.”
[4] Terence Sawyers. A short aesthetic analysis of Blade Runner: The Director’s Cut (1992): <https://medium.com/@terencesawyers/a-short-aesthetic-analysis-of-blade-runner-the-director-s-cut-1992-e808ee6a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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