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容小札記（上）：上帝視角通盤考量

文 / 張琳

各位讀者喜歡自己居住的城鎮嗎？它是好吃、好玩、好方便？還是好擠、好貴、好汙染？抑或是好看、好住、好整齊？甚至是坊間的玩笑話──好山、好水、好無聊？而「好看」和「不好看」的定義又是什麼呢？在西洋藝術史、建築史的學識（scholarship）裡，對於市容有些許的討論。其中一部分，是針對城市的視覺再現（visual representation, 即攝影或畫作）；另外一部分，則是對於實體城市的空間經驗和規劃。現在就讓筆者以整個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的歐美城市為例，為讀者們整理訴說。

首先，不可否認，有財力和權勢的人能對地產（properties）進行改造，從而影響市容景觀。例如：倫敦市中心的三座大型皇家公園──海德公園、（Hyde Park）、綠公園（Green Park）、聖詹姆斯公園（St James’ Park），雖然在地圖上連成一氣【圖1】，但是在十八世紀末，每座公園仍設有自己的大門、圍欄，甚至收費站。彼此間沒有馬路互通，拜訪完一座公園後，若要前往第二座，即使它就在眼前，但仍需繞路才能抵達。直到喬治四世（George IV, 1762-1830; 1811-1820為攝政王，1820-1830為英國國王）即位後，想建立更宏偉的市容，才拆除了前述的「障礙物」。不只拆除，同時新增一些像紀念碑（monument）的建築物，例如拱門和雕像，也是英王所重視的。[1] 於是在1825年，建築師伯頓（Decimus Burton, 1800-1881）提出了「海德公園屏幕」（the Hyde Park Screen）的草圖，落成後即是今日「海德公園轉角」（Hyde Park Corner）這處交通要道上，最醒目的地標【圖2】。

有趣的是，同樣也是在1825年，地方性的城市卻面臨和首都截然不同的市容議題。中部的伯明罕（Birmingham）是當時歐洲最大的金屬製造業中心，生產如錢幣、皮鞋皮帶的扣環、槍等等。勞力的湧入和工廠的聚集，讓伯明罕的市中心和邊陲地帶越來越擁擠。附近有一個姓氏為「凱爾梭普」（Calthorpe）的領地貴族，不願將土地租給工廠或興建平民住宅，特別規定開發商只能興建價格較高的獨棟房屋（villa），以吸引收入較高的實業家和專業人士遷入。1825年，當地的史書就記載道，在凱爾梭普的土地上，映入眼簾的全是剛蓋好的「奢華別墅」（gay villas）和好多條「無情又筆直的馬路」（merciless straight streets.）。[2]merciless的意思，應是指馬路不會因為遇到樹木或老建築物就轉彎，而是直接砍樹或拆屋。

的確，拆與蓋是市容永恆的罣礙。熟悉歐洲藝術文化的讀者，都知道法國領導人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 1808-1873）任命豪斯曼男爵（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 1891）執行巴黎的改造計畫，並在1851年開張大吉。整個計畫期間，總共拆了約兩萬棟房子，新建了約三萬棟房子，[3]和數個大型公園。其中，大型公園的靈感，正是來自拿破崙三世年輕時流亡倫敦，在那兒的皇家公園體驗到的廣袤綠地。[4] 這拆與蓋的過程中，原職插畫家的馬維爾（Charles Marville, 1813-1879），恰好也拿起相機轉作攝影。他於1862年正式被任命為巴黎市政府的攝影師，除了為城市的改變留下了紀錄，也為巴黎「現代化」之前的中世紀過往留下了身影。[5]

和倫敦、伯明罕、巴黎的市容不同，紐約似乎較少經歷當權者單一的指揮、或是某個階級的獨佔，反而別具商業色彩，例如中央公園（the Central Park）。【圖3】看似欣欣向榮，背後或許另有考量。原因是中央公園還在蓋的二十年間（1850s-1870s），所產出的景觀圖（views）竟然比蓋好後的更多，顯示有人刻意在施工期，即不斷商業性的宣揚中央公園未來的美景。例如：當時美國社會在文化品味上仍以歐陸為榜樣，尤其日耳曼語系自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以降的版畫傳統，更是一塊金字招牌。就有一位來自瑞士的巴赫曼（John Bachmann, 1814/15-1896），打著日耳曼後代子孫的名號，開業繪製美國東部各城市的景觀圖，在業界頗有名聲。這幅在1865年完成的中央公園鳥瞰圖，展現了覆蓋廣闊又生長茂盛的綠樹，左下角還有天鵝戲水（比例上，天鵝體型偏大，與遊船匹敵）。整體呈現了完工後具永續性，且與周邊城市融為一體的想像──即便1865年時，中央公園還在整地、移樹，處處是土坑坡道，並非版畫中綠油油的美景。那麼，版畫中如此美好的品味，它的客群到底是誰？根據研究指出，包含了當初努力推動中央公園建設案的政客、投資的工程公司，還有對將來附近住宅建案可能有興趣的中產階級。[6]這些客群，或多或少顯示了紐約城市發展過程中，受到商業化的程度。至於中下階層的工人和努力扎根的新移民呢？雖然上述這類的繪畫並非為其而作，巴赫曼仍有好些張作品，捨棄俯瞰的視角，以近距離的方式勾勒中央公園的娛樂活動（如溜冰），似乎為這群小老百姓，示範了中央公園的正確使用方式，頗有教導他們融入社會的用意。[7]儘管巴赫曼的景觀圖和世態畫，多是中央公園尚未完竣前的想像之作，但仍透露出紐約不同於歐洲城市，那具有商業色彩卻也略顯平等的城市精神。

【未完待續】

[1] Dana Arnold, Rural Urbanism. London Landscapes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23-140.

[2] James Drake, The Picture of Birmingham, being a Concise but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at Place; Intended for the Information both of Residents and Visitors (Birmingham: James Drake, 1825)

[3] 大衛‧歐盧索加（David Olusoga）著，張毅瑄譯，《文化如何交流？世界藝術史中的全球化》（台北：聯經，2022年）頁217。

[4] Colta Ives, Public Parks, Private Garden. Paris to Provence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8), p. 49

[5] 可前往巴黎市博物館線上館藏https://www.parismuseescollections.paris.fr/fr 輸入Charles Marville，即可獲得數百張相關照片。但該網站所蒐得之照片不提供下載。

[6] Margaret Elen Deming,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John Bachmann’s Views of Manhattan and Central Park’ in Landscape Journal, vol. 19, no.1 (2000), pp. 111-135.

[7] Margaret Elen Deming, pp 11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