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諺樺

在中世紀的歐洲時，資訊取得不易，知識都倚靠口述以及珍貴又稀少的文字流通，在這樣的年代，歐洲人曾經相信世上存在著獨角獸、鳳凰與人魚；但他們相信的不只是這些幻想中的事物，透過古希臘與羅馬人的記述，非洲的長頸鹿、鬣狗也都是組成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但到了16世紀，當歐洲人能夠航行到更遠的國度時，基督教徒們突然發現這個世界似乎比原來想像中的還要大得多；商人與傳教士到了更遠的地方後，將當地的軼聞帶回歐洲，同時因為印刷術的進步，平民也可以買得到精緻的圖像。而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的《犀牛》（Rhinocerus）木刻版畫【圖一】就是這個年代的產物，即使杜勒從未看過真正的印度犀牛，單靠著資訊的傳播，杜勒創造犀牛的真實樣貌被後世一再傳頌，而成為了人們對這隻奇獸的印象。

岡達──出現在葡萄牙的印度犀牛

現在想想似乎很不可思議，但是這隻名為岡達（在印地語中即為犀牛之意）是葡萄牙的海軍將領阿方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 1453-1515）從古吉拉特蘇丹國（Gujarat Sultanate，現今印度西部的卡提亞瓦半島）的蘇丹穆札法二世（Sultan Muzaffar II, r. 1511-1526）手上，得到的外交禮物，後來阿爾布克爾克將這隻奇特的野獸，轉送給自己的國王曼努爾一世（Manuel I, 1469-1521），岡達於1515年的五月抵達歐洲。

葡萄牙的國王很喜歡這個禮物，並且想起了古羅馬作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23-79）曾在《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提及：犀牛是大象的死敵，因此特意安排兩頭巨獸決鬥，然而事情並沒有像歐洲人想的那樣開展，大象一開始就逃離了競技場，因此他們只能暫且認為岡達贏得了這場決鬥，更重要的是這場表演驗證了老普林尼的說法。

曼努爾一世接下來又決定把岡達當成外交禮物，送給在羅馬的教皇良十世（Leo X, 1475-1521），於是這頭奇異的野獸被黃金腳鍊銬住，身上裝飾著康乃馨被送往義大利半島，途中停靠馬賽港時，法國人也曾目睹這隻巨獸，然而就在靠近義大利的港口時，這艘船不幸地沉沒，岡達也葬送在地中海裡。

杜勒筆下的犀牛

那麼人在德語區紐倫堡的杜勒，又是怎麼知道犀牛岡達的呢？住在里斯本的德國藝術家瓦倫丁．費南德斯（Valentim Fernandes, d.1518-19）曾寫過一封信描述岡達的外貌，且附上一張草圖，多數學者認為杜勒可能就是從這封信與草稿，得知了岡達的樣貌；信中是如此介紹岡達的：

老普林尼如是說，犀牛的鼻子上長了支角，是大象的敵人，當犀牛要戰鬥時，會先用石頭磨利自己的角……犀牛的身長與大象相同，但腳比較短，並且有著與黃楊樹相似的顏色。[1]

杜勒得到了資訊後，先以墨水在紙上畫了自己的犀牛【圖二】，然而這隻岡達跟我們印象中真實的犀牛有些差距，除了鼻子上的角之外，這隻犀牛的背上多了一個小小的螺旋狀的角，看似堅硬的外殼被加上了許多如魚鱗般的花紋，下方的文字如此說明：

因為這隻野獸如此奇特，我必須重現牠。這隻犀牛有著如蟾蜍般的顏色，且全身包覆著厚重的鱗片，體型與大象相仿，但是稍矮一些，是大象的死敵；牠的鼻子前端長著利角，當牠靠近大象並準備戰鬥時，會先用石頭磨利牠的角……犀牛全副武裝，且靈敏機警。[2]

而在最後的木刻版畫中，杜勒再次畫上了多支背角並武裝精良的岡達，並在引文中寫道：

……這張圖呈現的是犀牛完整的樣貌，他有著斑駁龜甲般的色彩，全身覆蓋著厚重的鱗片，體型與大象相仿，但是四肢短了一些，幾乎刀槍不入；……因為犀牛有著強大的武器，大象根本無法傷害犀牛。據說，犀牛非常敏捷、靈活且狡猾。[3]

雖然兩個版本的圖像沒有甚麼變動，但是從文字敘述的變更，讀者可以從中了解到一些有趣的資訊。

首先是顏色的改動，從原文形容的黃楊樹的顏色，到了墨水素描中變成蟾蜍的顏色，最後在版畫中，又變成龜甲的色彩，以及在原文中沒有提及的犀牛覆蓋著鱗片與反覆強調全副武裝的概念，可以想見杜勒似乎更強調犀牛像是披著堅硬的戰甲與大象搏鬥，牠的軀體看起來就像被一件又一件的硬殼包覆，甚至在「接縫處」還有近似鉚釘的痕跡。藝術史學者達克曼（Susan Dackerman, 1964-）認為杜勒因為早年接觸金屬盔甲的設計，因此在犀牛的圖像中，沿用了類似的表現手法，藉此加強犀牛厚實的「外殼」。[4]

此外，最令人困惑的可能莫過於犀牛背上多出來的那支角【圖一】，我們雖然可以認為這就是因為杜勒沒有看過真正的印度犀牛，而造成的圖像錯誤，但達克曼同時也告訴我們，這可能是杜勒在圖像設計上的策略，若稍加觀察，可以發現這支背角，正好指著右上方「犀牛」的標題以及杜勒的首字母簽名AD，他認為這隻角發揮了錨定的作用，不只是告訴我們這隻野獸的名字，也告訴觀眾是杜勒創作了這個圖像。[5]

「真實的」圖像可以傳得又遠又久

拜杜勒之名，他筆下的犀牛成了接下來好幾百年，歐洲人對於犀牛外貌的想像，人們甚至將這頭想像中的野獸形象，加入自然科學的書籍當中。例如康拉德．格斯納（Conrad Gesner, 1516-1565）的《動物史》（Historiae Animalium）就直接引用了杜勒那長有兩根角的犀牛。【圖三】

這隻犀牛的形象深植歐洲人的腦海，一直到19世紀時，仍然有藝術家在描繪犀牛時，參考了杜勒那帶著背角的岡達。【圖四】

或許我們會困惑，為什麼杜勒的犀牛圖像有如此的影響力，以至於這個充滿幻想的野獸會反覆地被科學家與藝術家引用呢？

其一當然是杜勒的木刻版畫技巧，正如在〈聽說末日就在轉角處──杜勒的《四騎士》版畫〉一文中提及，[6] 跟早期的木刻版畫比起來，杜勒使用了緊密程度不一的線條，更仔細地描繪物體的外貌並且給予其重量感。在《犀牛》中，藝術家使用更多的細節（無論節剖學上正確與否），讓這隻龐然巨獸猶如真實存在一般，生命力盎然。

再者是大眾對於木刻版畫這項媒材的認知，自從現代印刷術問世以來，印刷品就擔任著傳播知識與資訊的角色，一件圖像透過反覆的印刷、傳遞資訊，漸漸成為知識的代言人；不知不覺中，當觀眾看到看到一件畫著遙遠土地上生活的奇特野獸，是以側面全身像（就像科學書籍的插圖），而且表現出生物細節的版畫時，也就會無意識地將這件圖像當成真實的事物，因為「印刷圖像等於正確的知識」這樣的觀念已經深植人心，於是觀眾也就不會懷疑杜勒的創作，並毫無懸念地繼續傳播錯誤的知識。

結語

杜勒的犀牛圖像流行的時間之長、範圍之廣是難以想像的，就算到了20世紀也還是有藝術家引用這來自紐倫堡的犀牛，以創作荒謬圖像著稱的達利（Salvador Dalí, 1904-89）也以此為靈感創作過《穿著蕾絲的犀牛》（Rhinoceros Dressed in Lace）【圖五】。這件金屬雕塑，不僅讓我們再次想起杜勒如何用花紋與鱗片的裝飾，暗示犀牛那如同金屬鎧甲般的外貌。

活在科技發達的時代，觀眾已經不會再輕易相信印度犀牛長得就像杜勒筆下的模樣了，但這幅曾讓所有歐洲人信以為真的木刻版畫，帶給我們的啟示，不只是藝術家如何巧妙地運用文字與圖像創造假以亂真的作品，更是再再提醒我們，時常地反思接收媒體與其提供資訊。

[1] Xavier Belles, “The Other Rhinoceroses That Dürer Did Not Know,” Nuncius 41, no. 1 (2025): 9.

[2] “Rhinoceros,” British Museum,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SL-5218-161 (accessed February 24, 2026).

[3] “Rhinocerus (Rhinoceros),” British Museum,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895-0122-714 (accessed February 24, 2026).

[4] Susan Dackerman, “Dürer’s Indexical Fantasy: The Rhinoceros and Printmaking,” in Prints and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 Susan Dackerman (Cambridge: Harvard Art Museums, 2011), p. 167.

[5] Susan Dackerman, “Dürer’s Indexical Fantasy: The Rhinoceros and Printmaking,” in Prints and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 168.

[6] 劉諺樺，〈聽說末日就在轉角處──杜勒的《四騎士》版畫〉，《漫遊藝術史》（2025.9.05），網址，＜ https://arthistorystrolls.com/?p=20491＞（2026年4月26日檢索）。

參考資料

Belles, Xavier. “The Other Rhinoceroses That Dürer Did Not Know.” Nuncius 41, no. 1 (2025): 1-29.

“Rhinocero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SL-5218-161 (accessed February 24, 2026).

“Rhinocerus (Rhinocero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895-0122-714 (accessed February 24, 2026).

Dackerman, Susan. “Dürer’s Indexical Fantasy: The Rhinoceros and Printmaking.” In Prints and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 Susan Dackerman, pp. 163-83. Cambridge: Harvard Art Museums, 2011.

Esteban, José Miguel. “Dürer’s Rhinoceros: Biocultural Homogenization of the Visu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In From Biocultural Homogenization to Biocultural Conservation, eds. Ricardo Rozzi, Roy H. May Jr., F. Stuart Chapin III, Francisca Massardo, and Julianne Lutz Warren, pp. 137-65. Springer, 2018,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319-99513-7_9.  

Leitch, Stephanie. “Dürer’s Rhinoceros Underway: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Copy in the Early Modern Print.” In The Primacy of the Image in Northern European Art, 1400–1700, pp. 241-55. Leiden: Brill,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