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韻涵
我們習慣把鏡子想像成一種透明的、忠實的工具,它能映照出的事物取決於它對準了誰。如同鏡像一般,影像也常被賦予客觀性的地位,它就像現實在媒介上留下的痕跡那樣,觀者理所當然的相信它的再現要一切如實。然而,在電影《日麗》(Aftersun, 2022)裡主角蘇菲(Sophie)所見的並非如此。當11歲的她拿起DV記錄下這場和父親的夏日假期,並又在多年後通過影像重返這段時空時,她望向的依然是當年的父親嗎?還是已經被記憶重新編造後的某種父親形象呢?
《日麗》由蘇格蘭導演夏洛特.威爾斯(Charlotte Wells, 1987-)執導,作為她的首部電影長片,靈感源自於她翻閱家中老照片時看到了年輕的父親,並驚奇地發現自己居然幾乎來到了當時父親的年齡,便誕生了《日麗》最初的故事雛形。[1] 本片帶領觀眾從蘇菲童年時的視角,回到二十年前與父親卡倫(Calum)在土耳其共度的那個短暫的夏天。《日麗》最大的特色在於之中穿插多段角色手持DV拍攝的家庭錄像(home video),[2] 藉由這些有如日記般的片段,觀眾得以更加親密的角度,一探蘇菲眼中與父親的夏日記憶。
模糊的家庭錄像
電影開場,在攝影機的機械聲過後,亮起的畫面晃動且模糊。鏡頭背後響起稚嫩的童聲,我們能看到畫面中的男子身處在飯店房間,晃動著身體、對著鏡頭有一搭沒一搭地回答掌鏡人的問題。【圖1】而隨著鏡頭一轉,觀眾終於揭曉拿著DV拍攝的是一個小女孩,也正是本片的女主角,彼時剛滿11歲的蘇菲。【圖2】


從電影的第一幕開始,就突顯出DV是《日麗》裡非常重要的一項元素。在整趟土耳其旅程中,我們能看到蘇菲和卡倫在飯店房間裡、在泳池邊、在出海的船上都頻繁地拿起攝影機,試圖用影像記下這趟難得的父女出遊。作為一種消費性的家用攝影機,DV常用作家庭錄像的攝影工具,其設計初衷在於讓人輕鬆的紀錄與親人相處的日常,而不是為了追求某種精緻的影像美學。也因此,這些由它拍下的家庭錄像常帶有一種非專業的粗糙感,但卻反而傳遞出這類影像裡特殊的親密性。手持晃動的不穩定、自動對焦時短暫失準的瞬間、片段式的記錄方式,乃至於畫面上突然拉近的人臉,以及隔著鏡頭相互交流的互動,這些看似「不專業」的痕跡,很大程度地顯示出拍攝者與被攝者間親暱的、真實的關係,也讓電影中數次出現的家庭錄像片段比起紀實,更接近於「記憶」。
回到開頭,《日麗》的開場奠定了這是一部關於誰的電影。在最初觀眾的視線只能看向男子時,我們以為這是一部關於他的影像。但當鏡頭轉向,展露出持有攝影機的主體後,觀眾才意識到這些家庭錄像從一開始就是從蘇菲的視角出發的。再隨著故事的推進,我們得知這段晃動的DV畫面並非孤立地存在於故事的時間裡。它實際上正是多年後、已屆中年的蘇菲在深夜裡反覆咀嚼的影像,也就是說,在畫面裡掌鏡的小女孩,與螢幕前看著這段影像的成年女子其實是同一人,是時間在「她們」(或者說是「她」)之間拉開了跨越螢幕內外的距離。
不誠實的影像?一面損耗的鏡子
觀看家庭錄像是一種非常奇妙的體驗,通常來說,拍攝它和觀看它的經常是跨越時空的同一批人。我們可以把《日麗》裡這樣的經驗拆成兩個面向進行討論,一是蘇菲觀看家庭錄像裡的親人、另一個則是觀看家庭錄像裡的自己。
先談觀看家庭錄像裡的親人,這是普遍家庭錄像觀看情境中最常見的想像,同時也是蘇菲在生日的夜晚盯著螢幕試圖尋回的父親身影。實際上,家庭錄像的觀看者總是在試圖穿透影像的表面,把曾經在鏡頭前、如今卻缺席的人重新召喚回到當下,並渴望與他們曾經的模樣再次重逢。[3] 然而,這場召喚必然失敗,因為影像裡的人已經永遠停留在時間的另一端,無論螢幕外的觀者如何伸手,都無法真正地抵達他們。同理,蘇菲在成年後重看DV的行為,也是試圖想從影像裡找回當年她還沒有能力去理解的父親。然而影像能夠回饋給她的始終只是父親的外緣,只有他的容貌、他的笑,還有他在鏡頭前刻意擺出的輕鬆姿態。當蘇菲越是用力的凝視,這些影像就越是把她推回自身,最終指向她試圖藉由理解父親來理解自己的這份徒勞。【圖3】[4]

除了DV畫面以外,電影中還有另一個重要場景也在強調成年蘇菲對探尋父親形象的強烈渴望。全片中數次出現的卡倫獨自身處黑暗的閃回片段,在近乎全黑的空間中,只有一道不斷閃爍的燈光打在父親的臉上,他在其中狂舞,但觀眾幾乎看不清場景裡其餘事物,只能將目光鎖定在卡倫承載著複雜情緒的臉上。它們的出現帶有強烈戲劇性的魔幻感,像是蘇菲內心狀態的外化,突顯出她渴望穿透影像、跨越時空,看清父親的那股慾望。
在以上片段中,觀眾能看到蘇菲對追尋父親形象的渴望與失落,像是被一股強大的吸力牽引著,通過一段又一段的家庭錄像把她帶回二十年前夏日的土耳其,但是蘇菲所看見的父親,未必等於那個曾經存在的卡倫。當影像介入了真實和記憶之間,使她無法再確定自己看見的父親,究竟屬於二十年前的夏天,還是屬於此刻的她?
當然,家庭錄像所映照的不只有缺席的親人,觀看「自己」同樣是家庭錄像裡常見的情境。當蘇菲在影像裡尋找父親的同時,她也無可避免地撞見了當年的自己。而當觀者在影像裡與過去的自己相遇,會誕生一種詭異的、疏離的自我意識,讓原本渾然一體的自我感驟然裂解為二,進而分裂成為一個正在感知的「我」,以及一個被影像固定在時空中、可供觀看的「我」。[5] 這兩者之間橫亙著時間的落差,讓家庭錄像的觀看成為一場自己與自己的對峙。因此如果回顧前面討論的蘇菲看家庭錄像的片段,會發現她望見的不只有父親,同時還有一個她再也無法重回的自己。
但無論是朝向父親還是朝向自己,蘇菲在凝視的始終是一面有損耗的鏡子。它無法把對象如實交還,在鏡頭照不到的地方,只有凝視它的人以及此刻的記憶與情感能去填補。於是父親的輪廓裡滲入了蘇菲的想望,當年自己的身影也疊上了成年後的目光。這面影像的鏡子之所以照見了蘇菲,恰是因為它照不清所對準的人。
自我的顯影
家庭錄像作為一種召喚過去時空的「鏡子」,它反射的究竟是真實的過去,還是已經被時間重新編排後的記憶?我們最初設想的鏡子是忠實而被動的,它等待主體前來,並如實的呈現。但蘇菲手中的家庭錄像作為一面「鏡子」,給出的答案既不在過去那一端,也不全然在記憶裡,而是在螢幕這一側的人身上。
在《日麗》的故事裡,觀眾先是跟隨導演的鏡頭經歷了一場風和日麗的旅遊,隨著劇情的推進,逐漸察覺父親在開朗的背後彷彿隱藏著無法言說的心事;與此同時,畫面再切回成年蘇菲在夜半時刻盯著過去的錄像出神的模樣。兩個時空的交疊讓觀眾看見了影像裡晃動、褪色和照不清的暗處,也看見蘇菲如何把自己的不解與渴望投映其中。標題中的「顯影」指的是讓潛藏的東西在時間裡慢慢浮現的過程,蘇菲以為觀看家庭錄像能幫助她打撈父親的模樣,但最終被這面鏡子緩緩顯影而出的,卻是她自己。家庭錄像看似是為了留住鏡頭前的人,然而真正被它長久留下的,卻是那個舉起鏡頭、又再多年後重新凝視它的人。【圖4】

[1] 導演威爾斯曾於幾次訪談中提及《日麗》的創作緣起,來自她翻看童年照片並回想起和父親的相處時光。也正因為創作的動機和導演本人的過往經歷有著高度連結,許多觀眾會稱《日麗》是導演的自傳。MyVideo影音編輯室,〈【導演專欄】《日麗》導演夏洛特威爾斯談親情與愛〉,《MyVideo影音週報》(2023.05.30),網址,<https://blog.myvideo.net.tw/nofilmnome-charlotte-wells/>(2026年5月20日檢索);Yi Chang and Nicole Lee,〈《日麗》英國年度最佳獨立電影之一:童年往事成了記憶之鑰,未能說出口的都是一種愛〉,《VOGUE TAIWAN》(2023.03.31),網址,<https://www.vogue.com.tw/entertainment/article/the-movie-aftersun>(2026年5月20日檢索)。
[2] 本文所稱「家庭錄像」(home video),部分中文研究譯為「家庭電影」,泛指家庭成員使用便攜型家用攝影機(如8mm、VHS、DV…..等等)拍攝的私人影像,通常的播映對象也是家庭成員。洪鈞元,〈由「家」至「痂」:臺灣錄像藝術中的親緣政治、記憶覆寫及非家語境〉,《藝術評論》50期(2026),頁275。
[3] Vivian Sobchack在〈‘Me, Myself, and I’: On the Uncanny in Home Movies〉一文中承接Jean-Pierre Meunier對家庭電影觀看態度的分析,她說道,觀者對待家庭電影的方式並非僅停留在表面,而是會試圖穿透(see through)影像,將缺席的親友重新帶入當下(re-presence),追求一種既屬於現在,又弔詭地屬於過去的重逢。Vivian Sobchack, “‘Me, Myself, and I’: On the Uncanny in Home Movies,” in Julian Hanich and Daniel Fairfax eds., The Structures of the Film Experience by Jean-Pierre Meunier: Historical Assessments and Phenomenological Expansions (New York: Routledge), pp. 205-207.
[4] 當朝向他者的召喚失敗,觀者的自我存在感反而被凸顯,即稱為「自我沉浸」(self-preoccupation)。Vivian Sobchack, “‘Me, Myself, and I’: On the Uncanny in Home Movies,” pp. 209-215.
[5] Sobchack借用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關於身體「裂開」(dehiscence)的描述,說明觀者在家庭錄像中與過去的自己相遇時,自我如何分裂成為感知的「self-image」與被觀看的「image-self」。她同時也在文章內指出,當螢幕外的我遇上螢幕內的我,時間在影像中被空間化(spatialized),兩者之間的不同步將使得觀看自我的狀態變得陌異(uncanny)。Vivian Sobchack, “‘Me, Myself, and I’: On the Uncanny in Home Movies,” pp. 205-217.
參考資料
Sobchack, Vivian. “‘Me, Myself, and I’: On the Uncanny in Home Movies,” in Julian Hanich and Daniel Fairfax eds. The Structures of the Film Experience by Jean-Pierre Meunier: Historical Assessments and Phenomenological Expansions (New York: Routledge), pp. 205-217.
林克明,〈檔案夢:從《最好的時光》之〈戀愛夢〉中的一個音樂錯置論德希達的檔案熱〉,《文化研究》9期(2009),頁45-72。
洪鈞元,〈由「家」至「痂」:臺灣錄像藝術中的親緣政治、記憶覆寫及非家語境〉,《藝術評論》50期(2026),頁271-316。
謝侑恩,〈家庭電影研究與保存:「家庭電影日與夜:24小時馬拉松」之個案分析〉,《傳播研究與實踐》14卷1期(2024.01),頁167-199。
花神沒有咖啡館,〈拆解《日麗》—虛構影像的真實之力〉,《釀電影》(2023.02.21),網址,<https://filmaholic.tw/films/63f4694afd89780001f3f7b7/>(2026年5月22日檢索)。
MyVideo影音編輯室,〈【導演專欄】《日麗》導演夏洛特威爾斯談親情與愛〉,《MyVideo影音週報》(2023.05.30),網址,<https://blog.myvideo.net.tw/nofilmnome-charlotte-wells/>(2026年5月20日檢索)。
Yi Chang and Nicole Lee,〈《日麗》英國年度最佳獨立電影之一:童年往事成了記憶之鑰,未能說出口的都是一種愛〉,《VOGUE TAIWAN》(2023.03.31),網址,<https://www.vogue.com.tw/entertainment/article/the-movie-aftersun>(2026年5月20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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