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宜樺

談到日本可愛的猿猴圖，總是琳瑯滿目、各具特色，而活躍於安土桃山至江戶初期的畫家長谷川等伯（1539-1610），其實也是畫猿猴的高手。長谷川等伯其中一件著名的猿猴圖，就是如今藏於京都龍泉庵的《枯木猿猴圖》【圖1】。

這件作品極為特殊，不僅表達出對南宋禪僧牧谿《觀音猿鶴圖》【圖2】強烈的憧憬之心——這位在中國遭受惡評的畫家，其作品卻受到室町幕府足利將軍的愛戴——也透露出對牧谿風格的轉化與變形，加上作品背面的題文，揭示了作品曲折的流傳史，因此備受矚目。

目前《枯木猿猴圖》的形制為對幅掛軸，因此觀看時需將兩幅掛軸視為一體。右幅描繪了枯木上方的一對親子猿，左幅則描繪了一隻猿猴垂盪於松枝下。猿猴生動的面部表情與靈活的身姿，在帶有金色背景的襯托下，不僅賦予畫面強烈的張力，也為視覺帶來一種和諧的愉悅感。畫面中，一棵枯松樹由右下向左上生長，形成整體構圖的主軸。松枝的動勢搭配墨色深淺而變化，松針則以濃密而堅硬的筆觸描寫，和猿猴靈活的身姿共譜出畫面的層次。松下的竹葉，以及類似雜草般的植物垂掛於樹，也為作品增添細節。

而畫作背後的題文【圖3】簡短描述了作品曲折的流傳經過，也為作品增添了些許傳奇色彩。《枯木猿猴圖》原本並非對幅掛軸，而是一對屏風其中一隻的局部，這對屏風的持有者是加賀小松的城主前田利長（1562-1614），也就是桃山時代至江戶初的武將兼大名。某天夜裡，前田利長恍惚之間，感覺到畫中的猿猴出現並抓住他的頭髮，驚嚇萬分之餘，他以短刀斬斷猿臂，因此畫作有了「腕切猿」的稱呼。在他過世後，這對屏風被寄進江戶蔭涼山的濟松寺，而這間寺院恰巧是前田利長的養女祖心尼（1588-1675）所待的寺院。之後，祖心尼將這對屏風的其中一隻留於濟松寺，另一隻則奉納至妙心寺的雜華院。天保六年（1835），雜華院的住持暘山楚軾（1778-1859）將那隻屏風改裝為成對的掛軸，也就是今天的《枯木猿猴圖》。不幸的是，原本留存於濟松寺的另一隻卻遭到祝融命運，未能留下。

製作年代的謎團

由於現存的《枯木猿猴圖》僅有一枚「等伯」之印，作品未署名也未記年，使得作品的製作年代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釐清作品完成於畫家人生的哪個階段，並不只是補足年表的空缺，而是關係到畫家當時的畫風取向，與哪些人物、場所產生了密切的關聯。

等伯出身能登國七尾，三十多歲正式到京都發展。年輕的等伯師從雪舟的弟子等春、曾我紹祥，來到京都後曾向狩野松榮學畫。他並不受限於這些老師的畫藝，從存世的作品來看，牧谿、玉澗、梁楷等人應帶給等伯極大的啟發，正因如此，等伯的水墨畫作品顯得風格多樣。

在眾多推測之中，有一條線索來自文獻史料。根據富田景周（1746-1828）的《燕臺風雅》所載，前田利家（1538-1599）曾命等伯在秀吉賜與秀次的伏見城襖間，繪製水墨山水。此事顯示等伯與前田家關係密切。這批伏見城的水墨畫大約製作於文祿四、五年（1595-96），學者山根有三（1919-2001）因此推測，《枯木猿猴圖》可能也在此時完成。[1] 武田恒夫則從畫風的成熟度出發，推測作品應完成於文祿年間（1592-1596），也就是等伯五十四到五十八歲。[2]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將目光放在畫風本身的轉變。山下善也指出，與牧谿的《松猿圖》相比，《枯木猿猴圖》的黑白對比更為強烈，樹幹與枝條轉化為激烈奔放的線描，將原本牧谿畫中的「濕」轉為「乾」、「暗」轉為「明」、「靜」轉為「動」，筆觸從壓抑轉向強烈的表現性。他指出這可能是等伯在六十歲前後，開始追求新畫風時的作品。[3]

這些看法出發點各異，大致推論製作時間落在等伯五十歲中期至六十歲前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間範圍同時也指向等伯與京都大德寺日益密切的關係。1589年等伯五十一歲，這一年他受邀為大德寺三門繪製天井畫，並有機會實際見到牧谿《觀音猿鶴圖》。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反覆觀摩、消化，並轉化牧谿的畫藝，無疑為《枯木猿猴圖》的誕生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枯木猿猴圖》畫風與年代分析

仔細看《枯木猿猴圖》的猿猴會發現，等伯繼承了牧谿的畫猿技巧，猿猴毛髮由中心向外擴展，與相國寺藏的《竹林猿猴圖屏風》【圖4】相比，失去朦朧而蓬鬆的效果，顯得有些乾燥，後者作品整體充滿濕潤筆調，猿猴姿態在這兩件作品中也活靈活現。

其次，《枯木猿猴圖》中，松幹的基本形式與牧谿相近，不同的是，等伯以略濃的墨色率性地交疊營造樹枝，松葉也呈現出狂放的野趣。這樣的效果與另一件國寶作品《松林圖屏風》【圖5】最為接近。該作被認為是等伯將和漢成果相互融合而成的結晶，依照紙張的拼接來看，或許曾經是障壁畫的草稿。[4]

儘管《松林圖屏風》背後仍有許多待解的難題，但兩者在松葉、松枝的呈現十分相似，由此來看，可以推測這兩件作品背後的贊助者有著相似的審美品味。另外，《枯木猿猴圖》裡，對地面植物（如竹葉）的描繪方式，在金地院所藏的《老松圖襖》【圖6】裡也有相似的表現。

在眾多學者的說法裡，山下善也的「六十歲前後完成」觀點值得拓展，因為從畫風來觀察，等伯在六十多歲的作品裡確實可見到以少量的墨色暈染、略乾的線條呈現樹木枝幹、遠山或周邊自然景物，與此同時，對於畫面黑白的對比更加強烈，如六十三歲的《商山四皓圖襖》【圖7】。

《枯木猿猴圖》作為前田利長生前珍愛的屏風，以及《燕臺風雅》記載的事蹟，都表明等伯與前田家之間的深厚關係。更進一步說，前田利長的父親利家早在1581年奉織田信長之命，得到能登國的治理權，信長歿後轉而輔佐豐臣秀吉，並在晚年往返於京都伏見和領地之間。等伯之所以後來能受到秀吉的委託，進而繪製聚樂第的貼付襖、障子，又完成祥雲寺障壁畫工作（即現今智積院所藏的《楓圖》），極有可能是透過利家的引薦。1598年利家的健康惡化，這一年他將家主之位傳給長子利長，並在隔年逝世。考量到利家於1598年傳位、1599年逝世的時間點，《枯木猿猴圖》或許正是這段權力交替期，前田家與長谷川等伯緊密聯繫的見證。由此來看，《枯木猿猴圖》之所以受到利長的重視，或許有著上述的關連。

儘管該作的委託者、製作年代尚存疑問，不過若是綜合畫風發展與前田氏家主更迭的時間點來看，《枯木猿猴圖》可能誕生於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一方面，等伯正走出對牧谿的臨仿與消化，開始嘗試更為強烈而不受拘束的表現方式；另一方面，前田利家將家主之位傳給利長，家族權力也正處於交替之際。在這樣的情況下，《枯木猿猴圖》或許不只是一般的繪畫委託，而是一件被寄予私人情感與象徵意義的作品。若這樣的說法成立，《枯木猿猴圖》便可視為等伯六十歲時期的作品群當中，承接五十歲至六十歲創作生涯的過渡。

[1] 山根有三，〈等伯研究序說〉，《美術史》1號（1950.06），頁1-22。此文亦收入於山根有三，《桃山繪畫研究》（東京都：中央公論美術，1998），頁50-88。

[2] 武田恒夫，《水墨美術大系 v.9：等伯．有松》（東京都：講談社，1973），頁155-156。

[3] 山下善也，〈枯木猿猴圖‧解說〉，收入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每日新聞社 編，《沒後400年：長谷川等伯》（東京：每日新聞社，2010），頁290-291。山下善也，〈水墨にみる等伯の輝き—円熟期から晩年へ—〉，收入於《沒後400年：長谷川等伯》（東京：每日新聞社，2010），頁42-49。

[4] 山本英男，〈松林圖屏風‧解說〉，收入《沒後400年：長谷川等伯》，頁293。

參考資料

山下善也，〈水墨にみる等伯の輝き—円熟期から晩年へ—〉，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每日新聞社 編，《沒後400年：長谷川等伯》，東京：每日新聞社，2010，頁42-49。

山根有三，〈等伯研究序說〉，《美術史》1號（1950.06），頁1-22。

山根有三，《桃山繪畫研究》，東京都：中央公論美術，1998。

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每日新聞社 編，《沒後400年：長谷川等伯》，東京：每日新聞社，2010。

武田恒夫，《水墨美術大系 v.9：等伯．有松》，東京都：講談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