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祐宗

文藝作為政治工具

1942年5月正值國共內戰趨緩之際，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於陝西省延安市舉行「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時任主席毛澤東（1893-1976）也於此次座談會中發表講話。該講話的文稿，於隔年經增補後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稱〈延安講話〉）為題，刊載在官方媒體《解放日報》上。^[1] 〈延安講話〉的重要之處，在於中共正式將「文藝」定調為「服務於政治的工具」，並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媒介，要為工農兵階層服務，成為官方欽點的政治手段之一。此文一出象徵著「文化統戰」提升到正式作戰的階層。如此決策的成效是十分顯著地。該舉動致使1949年國府遷臺，國民黨高層在展開檢討會議後，時任主席蔣介石（1887-1975）將國共內戰的失利，歸咎於「士官兵對於三民主義思想教育」的不足，並開始將「文藝」作為鞏固與推行思想教育的利器，顯見中共將文藝作為政治工具的奇效，迫使國民黨政府需要動用國家的力量以抵抗之。

1950年蔣介石委派時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仿效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Kommunisticheskiy universitet trudyashchikhsya Kitaya）體制，籌辦官方政治思想教育機構，並於隔年在北投復興崗成立「政工幹部學校」（下稱政工幹校，現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工幹校創立之初，其組成科系皆是以「培育軍中文藝政戰人才」為主，如：新聞、戲劇、音樂以及美術組（後擴編為美術系，現為國防大學應用美術系）等。當中的美術系（組），在1950、60年代更是除師大美術系外，在高等教育體制中少有的美術系。該校的師資在當時更是堪稱最為完備的院校，成員包含隨國府遷台而來的藝術家，如：創系主任劉獅（1910-1997）、梁氏昆仲（鼎銘（1898-1959）、中銘（1906-1982）、又銘（1906-1984））、李仲生（1912-1984）、傅狷夫（1910-2007）、紹幼軒（1918-2009）等；又如部分臺籍藝術家也曾執教於該校中，如：林克恭（1901-1992）、藍蔭鼎（1903-1979）等。政工幹校美術系也培育出眾多重要的美術人才，如陳慶熇（1922-1996）、鄧雪峰（1929-2022）、李沛（1931-）、牟崇松（1926–2003）、焦士太（1929-）、魏立之（1925-）、鄧國淸（1931-2020）、李奇茂（1925-2019）等，對於日後臺灣美術創作與教育，皆有深遠的影響。[2] 而在訓練上，該校以「寫實」與「實用」為主，其核心宗旨強調「思想高於美感」，以創作具有「三民主義思想」的作品為其目標，呼應國府抵抗中共文化統戰，及推行政戰工作的實際需求。【圖1】

實用的美術

除人才培育外，政工幹校作為「官方」的政戰專責組織，對彼時臺灣社會的影響力同樣重要。作為軍系單位，其教育內容與方針皆與國府當時的文藝政策，與政治需求息息相關。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實行嚴格的言論審查制度，大眾僅能接收政府篩選後的資訊與內容，且報章媒體與出版社等多為國家所有。作為國民黨政府直屬的文藝產製機構，政工幹校便與這些發行者，共同形成一個完整的政治宣傳產業鏈。政工幹校在接收國府的指令後，為這些國有媒體機構提供內容與人才，並對臺灣社會大眾傳遞具有特定意識形態的戲劇、音樂、報導等資訊，藉以達到國府「推行正確思想教育」的政治目的。以政工幹校美術系為例，其在國府強化國民革命史論述的政策需求下，長期將「國民革命史畫」作為該系畢業展的主題，並由該校師生組織「文藝工作隊」每年於全國舉辦巡迴展覽[3] 與推行政戰教育工作。每逢國家重大節慶、事件等，政工幹校美術系皆會響應舉辦相關主題畫展【圖2】，如：「中華建國畫展」【圖3】、「十項重要工程水墨畫及書法特展」、「共匪十大罪狀油畫展」等，皆是在此一脈絡下所誕生的展覽，同時也是臺灣當時少有的藝術文化與娛樂活動之一。而彼時為數不多的具娛樂性的畫報，如《勝利之光》月刊【圖4】及以時事漫畫、版畫、連環畫為主的《革命軍畫報》等，其創作者與內容都可以見到政工幹校美術系的參與及影響。

「自由」與「統治」的藝術

在二十世紀下半國共雙方的對峙中，國民黨政府積極地將文藝作為政治工具的決策，除了受到中共文化統戰的影響外，也與國際冷戰局勢的發展有所關聯。二戰甫終結之際，美方並不願過多地介入國共內戰，並將其定調為「中國內戰」。然而，隨著1950年韓戰的爆發，以及蘇聯與中共之間的結盟關係愈發緊密，迫使美國不得不重新檢視臺灣的戰略價值，並正視蔣介石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做為「自由中國」的代表身份。[4] 爾後，隨著1955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以及美蘇雙方的積極介入，國共衝突由內戰升級到國際的層面，且在此牽制之下，國共雙方都陷入一種「欲戰而不得戰」的局面，進而將實質的軍事衝突轉向「文戰」的場域，包含：藝術、文學、歷史、外交等。然而，國民黨政府在冷戰自由陣營國家中，卻是一個十分迥異的存在：一方面其高喊著「自由」中國的身份，欲與自由世界結盟；另一方面卻在國內政治上，實行世上最長的戒嚴威權統治，形成一種國際與國內形象的矛盾衝突。而如此的矛盾，成為其統治上的一種潛在的不安定要素，其急需一套有效的論述與政治宣傳手段，來換取輿論的背書與支持。政工幹部學校在某層面上，便是為了達到此一目的而生：透過文藝來強化與形塑國民黨政府作為「正統中華文化」的繼承者，與其發動革命的歷史地位，藉以正當化其在臺的統治。

此外，蔣氏政權對於美方為首的自由派的態度，對於戰後國府制定文藝政策的方針上，也有所影響。蔣介石對於美方在戰後，對中華民國的處置始終頗具怨言，此點從他與自由派學者胡適（1891-1962）的往來中可略見端倪：

十時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也。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臺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5]

因此，就主觀層面而言，在藝術表現形式上，蔣氏對於美方所倡議的「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應較難產生認同與共鳴。對國民黨政府而言，鞏固其統治地位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事情。透過強化與主導「大中華文化」的思想，固然得以反哺其政權的正當性，同時也能於國際間捍衛其作為正統「中國」繼承者的地位。換言之，在政治宣傳上，國民黨政府會自然較傾向，能直觀表現與喚起民族情感的作品。且相較於「自由」與「重視個人」，蔣介石顯然更需要的是「服從」與「集體」，其至始至終都認為從事革命事業，必須跟從唯一的領導者，而非崇尚個人自主的自由主義。[6]

此外，國府對於國際藝壇的認識與互動，或也是影響其藝術偏好的原因之一。二戰完結前後，國府多半精力與資源皆挹注於與共產黨的拉扯之中，遷臺後更是面對百廢待舉的局面。相較於藝術與文化，其當務之急乃是穩定其國內的統治與安撫民生相關需求。因此，直到1956年收到巴西聖保羅現代美術館（Museu de Arte de São Paulo）的邀請，參與隔年的第四屆聖保羅雙年展（Sao Paulo Art Biennial）之前，國府與國際藝壇基本上是毫無互動與關注，而彼時也正是文化冷戰於國際藝壇上，逐漸分化出兩大意識形態集團的時期，因此想見國府高層對當時國際藝壇發展趨勢的認知，應是較為匱乏。甚至在為參與聖保羅雙年展的選件上，仍須仰賴駐外大使的提點，[7] 以符合國際藝展的趨勢與偏好。

綜上所述，臺灣戰後政戰藝術的發展，是一個充滿矛盾與衝突的歷程，其最根本的原因歸咎於，國民黨政府在「自由」與「統治」兩者間的拉扯，並在國際冷戰的框架之下，放大了這樣的衝突與矛盾：誠如彼時，中華民國雖身處於「自由陣營」之中，然執政者相較於捍衛「自由」的社會環境，其更關注身為「正統中國繼承者」的地位，進而造就出戰後臺灣政戰藝術的獨特樣貌。冷戰時期的臺灣政戰藝術，就如同國際冷戰局勢下的一個縮影，其暗示了在兩大意識集團的局面下，個別國家始終會因不同的原因與歷史脈絡，呈現出迥異的發展，卻也造就出冷戰時期，此般緊扣社會脈動的藝術生態。

^[1] 張道藩，〈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文藝先鋒》1 期（1942.7），頁4-10。

[2] 陳非易，〈「藝軍」突起：遷臺初期軍中文藝與臺灣現代美術發展的交織〉，《臺灣美術》128期（2024.7），頁：93-94。

[3] 田原，〈編後語〉，《薪傳——中華民國建國畫選》（臺北市 :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3），頁：157。

[4] 沈孝雯，《鐵血告白——遷台後初期文藝政策下的美術創作（1949-1984）》（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頁：8-10。

[5] 《蔣中正日記》，1952 年12 月13 日。

[6] 任育德，〈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國史館館刊》30期（2011.11），頁114。

[7] 駐巴西大使館航郵代電，〈關於我參加聖保羅現代藝術館第四屆兩年季國際藝展事〉，巴字第2706號，1957年10月17日。收入外交部檔案，《聖保羅美展》，檔號：172-3/3324-1，1957。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為巴西聖保羅現代藝術館主辦之第五屆國際藝展事，呈請鑒核示遵由〉，發文字號：47博研字第307號，1958年10月7日。收入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檔案，《巴西藝展》，檔號：100032，1958。

參考文獻

任育德，〈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國史館館刊》30期（2011.12），頁103-143。

沈孝雯，《鐵血告白——遷台後初期文藝政策下的美術創作（1949-1984）》，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田原 編，《薪傳——中華民國建國畫選》，臺北市 :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3。

陳非易，〈「藝軍」突起：遷臺初期軍中文藝與臺灣現代美術發展的交織〉，《臺灣美術》128期（2024.7），頁90-113。

張道藩，〈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文藝先鋒》1 期（1942.7），頁4-10。

林君潔，〈藝術、戰爭與和平─國民政府時期至臺灣戰後時期戰畫風格與轉變〉，《國防大學通識教育學報》12期（2022），頁179-201。

陳美美，〈文藝與政治的邂逅：民族精神教育與文藝政策對現代藝文的影響〉，《華人文化研究》第2卷1期（2014），頁163-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