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台祥
「地景」(Landscape)一詞,回歸到最原初的定義之一,指的是「被形塑的土地」(Land shaped)。[1] 其中,根據美國人文地理學者紹爾(Carl O. Sauer, 1889-1975)最經典的說法,地景是一種文化實體,它呈現了客觀的歷史事實,是經由人類之手塑造、時間力量調整的產物,而非自然環境本身。「…人文是作用者,自然是媒介,地景則是結果」。換句話說,「所有的地景都是文化地景」。[2] 另一方面,地景是一個「刻意加速或減緩自然過程而創造的空間…在這裡,人類取代了時間在作工。」[3] 因此,地景既是人文的、也是時間的,當然也是充滿變動的。
梭羅的森林觀察
十九世紀中,隱居麻州的美國詩人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漫步於一片新生林地與廢棄田埂的交界。彼時,許多農民因經濟轉型紛紛離去,農場荒廢,石牆因風吹日曬傾頹倒塌。他注意到,這些廢棄許久的土地上,竟悄然生長出一批新的橡樹森林。起初,他以為這只不過是松鼠、鳥類等任意攜帶種子,掉落在土壤,並恣意生長的後果。但他隨即發現,原本覆蓋廢棄農場的先驅樹種,由於經濟價值與市場需求遭到大量砍伐,陽光得以穿透林隙,才讓樹冠下的底層硬木發芽生長。[4]
隨後,梭羅在《森林的演替》(The succession of forest trees)一書記下了他的觀察。那些眼前看似亙古的森林地景,並非永恆不變的自然聖殿,而是一場靜默的革命:農耕退出、火災清理、先驅樹種入侵、底層硬木發芽等自然現象,背後是世代人類活動的驅動,是自然與人為共同協力的後果。換句話說,「永恆」只是人類對時間的短暫錯覺,變動才是地景的常態。

微縮模型(diorama): 環境與藝術史的結合
位在美國麻州彼得舍姆(Petersham)的哈佛大學森林系費雪博物館,收藏了一系列的地景微縮模型(diorama),當中有七座模型展示了新英格蘭中部從1700-1930年間森林變遷的歷史,包含原住民拓墾、歐洲殖民者到來、工業化產業轉型等階段。本文挑選其中四幅模型攝影,來一窺上述事件在這片土地留下的痕跡,與森林樣貌的轉變。
這些模型由林學研究先驅費雪(Richard Fisher, 1876-1934)設計,並由根西與皮特曼工作室(Guernsey and Pitman studio)手工製作,在AI一鍵生成場景尚未問世的時代,它們為生態與地景學者提供了栩栩如生的研究素材,同時也肩負了科普教育的功能,至今仍是探討新英格蘭地景變遷史的經典作品。模型將生態演替轉化為視覺藝術,如同一個融合精細工藝與科學數據的視覺化資料庫,再次印證地景、環境史與藝術史三者之間的緊密關聯。
為了重現兩百多年來的地景變遷,科學家們先從博物館周邊的樹木年輪著手,藉此判斷何時何處的地表最先遭清理、哪些區域的樹種最早恢復生長。他們也仔細翻閱了殖民時期的地契、稅收紀錄、地誌文獻等,梳理城鎮建設與路網發展,並釐清農場用地何時由耕作轉為放牧。此外,最關鍵的是透過生態田野調查,繪製現有樹種的分布,藉以掌握森林演替的規律,推估森林在歷經生態擾動後如何重新生長、恢復韌性。[5]
在模型製作方面,團隊採用一系列自然與人造的複合式材料:樹幹由銅線捆束擰成,為了力求貼近針葉樹的型態,葉子由細銅板蝕刻後焊接在銅絲末端。模型師採用了乾燥苔癬、地衣、種子與植物碎屑來表現真實草木。地形地貌則採用塑模、石膏底料和木材等作為基底,房屋、石牆則由小樹枝等木料削成。至於人物、動物、岩石等,則由黏土與石膏彩繪而成。[6] 【圖2】

新英格蘭森林地景的變動 (1700-1930)
第一座模型可回溯到1700年左右,此時的原住民尼普穆克(Nipmuc)人用木材建造村落、獨木舟,並進行火耕以利狩獵,整體上仍維持低度開發。森林組成以針葉與硬木混合為主,結構多樣而開闊,大致保留著較為原始的樣貌。[7]
到了十八世紀中期,隨著歐洲移民的到來,農耕成為主要模式,清教徒過著簡約而自給自足的生活,在林間清出一塊塊空地,屯墾農場、建造住宅,並撿拾散落田間的石塊堆砌石牆,圈定地界。【圖3】隨著人口增加,城鎮向外擴張,道路與耕地需求日增,大規模伐木隨之展開。加上嚴寒冬季的燃料需求,以及出口船桅木材至英國用於建造軍艦等因素疊加,砍伐潮於1830至1880年間達到高峰。【圖4】據估計,這段時期新英格蘭最多有近四分之三的林地被轉化為農場、果園與建築用地。[8]


另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中期起,隨著工業化進程、伊利運河開通與密集鐵路網的延伸,打開了東部市場的門戶,大量粗放的小麥穀物傾銷而至,新英格蘭地區多石、陡峭、土壤貧瘠,小規模的山地農場,生產成本不敵中西部機械化、粗放的平原農業,接連倒閉,農場隨之荒廢,許多農民被迫轉型,發展精緻酪農業或改種經濟價值較高作物如蘋果、藍莓等等,或乾脆前往加州掏金。[9] 許多農場隨之荒廢。【圖5】
廢棄的牧場,隨著時間推移,自然揭開了演替的序幕。田野首先被野草、灌木(如覆盆子)等植物佔據,接著是性喜陽光的先驅樹種如五葉松(white pine)進駐。在五葉松的樹冠遮蔽下,硬木樹種如橡樹、山胡桃等只能緩慢生長。直到二十世紀初,人們發現五葉松這一批次生林的經濟價值,生長快速、可用於製作貨櫃層板,成為市場主力,也因此開啟了第二波的伐木運動。隨著大量五葉松遭到清除,原本樹冠下的楓樹、橡樹等硬木獲得充足的陽光,得以重見天日,蓬勃生長。[10] 【圖6】


看似亙古久遠的自然,實則不斷轉瞬變動
從上述的模型展示,我們可以得知這一片看似亙古不變的天然美景,其實也歷經了人文活動與自然生態的交互作用,正如肯特・萊登(Kent Ryden)在《有人的地景》(Landscape With Figures)一書所提醒的:地景的意義往往不在於那些顯而易見的特徵,而在於那些需要人們細細辨認的、半隱半顯的痕跡,這些痕跡,揭示了自然與文化之間從未間斷的交織起伏。閱讀地景,意味著轉譯揭露:任何眼前所見的地景都只是一個暫時、凝結的過程。[11]
如今,梭羅在麻州的故居依然吸引許多遊客參觀【圖1】,但透過微縮模型所提供的視角,人們得以更加科學的觀看新英格蘭森林地景的變遷。當中展示的不僅是樹木、地形與農舍等實體,更記錄了百年來人影(figures)在環境中所做出的選擇與行動──這是人與自然共同書寫的結果。在每一片葉子斑駁熟落的表層之下,在林中每一道傾頹的石牆之間,地景都蘊藏著時間、自然與文化作用的驅動力。
[1] Anne Whiston Spirn, ‘‘ Is Landscape Language?,’’ In, Gareth Doherty, Charles Waldheim, eds. Landscape Is…! Essays on the Meaning of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2025), p. 312..
[2] 約翰・威利(John Wylie),王志弘、錢伊玲、徐台玲、張華蓀譯,《地景》(台北:群學,2021),頁27
[3] J.B. Jackson,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
[4]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Succession of Forest Tre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87), p. 38.
[5] Hugh M. Raup, “The View from John Sanderson’s Farm: A Perspective for the Use of the Land,” Forest History Newsletter, Vol. 10, No. 1 (Apr., 1966), pp. 2-11
[6] David Foster, John F. O’Keefe, New England Forests Through Time : Insights from the Harvard Forest Dioramas (Petersham: Harvard Forest, Harvard University.2000), pp. 60-65.
[7] The Harvard Forest Dioramas, ‘‘Landscape History of Central New England,’’ Fisher Museum, Harvard Forest, Harvard University, https://harvardforest.fas.harvard.edu/visit/fisher-museum/dioramas/ (accessed June 14, 2026).
[8] Lloyd C. Irland, ‘‘New England forests : two centuries of a changing landscape,’’ In B. Harrison and R. Judd, eds. New England: A Landscape History (Cambridge: MIT Press.2011), p. 57
[9] Lloyd C. Irland, ‘‘New England forests,’’ p. 57
[10] The Harvard Forest Dioramas, “Landscape History of Central New England,” Fisher Museum.
[11] Kent C. Ryden, Landscape with figures : nature and culture in New England (Iowa City :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1), pp.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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