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朝聖為旅行藉口？ 從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探日本觀光的發展

文 / 張維晏

他並非僧人，但那炯炯有神的堅毅模樣與姿態，彷彿每一個舉止都散發虔誠的氣息。他的頭上頂著「三度笠」（さんどがさ），身著「白衣」（はくい）、左手撐著「金剛杖」（こんごうづえ）、右手持「金剛鈴」（こんごうれい）、小腿覆「脚絆」（きゃはん）、足踏「草鞋」（わらじ）、肩上斜揹著「頭陀袋」（ずだぶくろ），一派十足江戶時代香客旅姿！不過他身處的並非野外，無論是石燈籠、石壤交雜的地面鋪設，還有背景豐富的樹木與富士山畔景觀，都是在明治時代（1868-1912）西方攝影師菲利斯·比阿托（Felice Beato, 1834/5-c.1907）的攝影工作室所搭起的「舞台」。

《富士山香客》一作，是激起我撰寫這篇研究文章的靈感。我曾在 〈嚮往遠東：從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探日本風景印象的形塑〉一文中，爬梳西方遊客和旅遊紀念寫真如何反映或影響日本風景的視覺表現。本文則採取相反途徑，從日本旅行的脈絡來反觀文化內涵如何再現與應用於攝影寫真。

「橫濱攝影之父」菲利斯·比阿托所作的蛋白照片《東海道景觀》，影像上未見手工上色痕跡，畫面中二林夾一道，有旅客駐足休憩。引起我興趣的正是這種「野林道」景觀的寫真類型。囿於多數風景圖像被視為特定名所或旅遊勝地的紀錄性影像，從而其表現內容的構成容易被忽視。現存許多蛋白風景照中，野林道景觀為數不少。這些照片有兩大元素值得注意：旅人與山水。那麼這類影像與《富士山香客》肖像，以及我們的主題「朝聖」有何關聯？

在西方，朝聖（pilgrimage）與旅行（tourism）的分野似乎顯而易見。朝聖是指向具宗教性目的之活動；旅行則更像是觀光，它指涉的內涵則帶有更多娛樂性或文化交流。但在日本這兩個概念的發展脈絡，卻是搭著同艘船沿著歷史長河順流而下。文化與消費行為學者利沃特金斯(Leah Watkins)指出，神聖／鄙俗、神性／世俗性這類二元對立的概念，在日本社會並無清楚劃分。朝聖是可讓旅行看似更好聽的行為，對德川幕府時代(1603-1867)的普通百姓而言，朝聖是能夠讓他們的旅遊活動合理化的「官方說法」。[1]

再來看看兩件同為「野林道」景觀類型的手工上色蛋白照片。著名日本攝影師日下部金兵衛（1841-1932）所作的《箱根古道権現坂》，前方旅人戴著「菅笠」（すげがさ），手持金剛杖，後方則有一位旅客席地而坐稍事歇息。《日光今市道》中，前景也有一位戴著菅笠的旅人背向觀者。兩作場景都設定在參天杉木林間，旅人朝前而行之畫面有著強烈景深，並暗示此地、此人意圖，足具「旅行」意味的特徵。箱根(はこね)是江戶時代舊東海道(とうかいどう)的重要哨站，為「東海道53次」之一；日光（にっこうし）今市宿亦是所謂「日光街道」其中一個宿場（しゅくば，即驛站）。「東海道」和「日光街道」皆屬於江戶時代重要的「五街道」，是以當時首都江戶（今東京）為起點向其外延伸的5條要道。其中東海道連繫著江戶至京都的主要幹道，由封建時代德川幕府為能更便捷地掌控統治區域而發展出來。[2]該時期規定，各地大名每年需前往江戶為幕府將軍處理政務，因而往來江戶途中的許多必要設施被建立起來。包含各地關所（即關隘）、宿場、街道與房舍規制、當地機關接待的模式與提供相應之服務等，這也是形成後世觀光資源的濫觴。

追溯更早的平安時代(794-1185)，朝聖的行為則主要限於貴族，他們造訪伊勢神宮、長谷寺或四天王寺等名剎。17世紀後各地基礎設施和幹道建立起來，18世紀以來則逐漸有更多人參與朝聖的旅遊行為，但其目的不再以宗教立意為主。[3]

德川幕府對旅行人士身分及目的，有制度上的規定限制。17世紀的江戶時代，各地要道皆有關所。要通關則必須具備通行證件，當時有兩種通行證件：「關所手形」（即通關證）和「往來手形」（類似護照），往來手形是各地行政機關或寺廟發行，取得便利，有「朝聖」內涵的合法性意義。在旅途中的一切食宿、行程和補給，也多由特定寺社的「御師」進行安排，他們類似今日代辦遊客需求的旅社。隨之萌生的觀光產業逐漸蔚為流行，觀光紀念品如各地名物、伴手禮、名所案內（觀光簡介、導覽手冊等）也都相應而生。[4]這個時期，朝聖與旅遊觀光逐漸在實質上處於互為表裡的狀態，人民以朝聖為名、觀光為實的休閒活動，成為一種趨勢。明治時代以後旅遊禁令被打破，政府的舉措鼓勵西方遊客在日本旅遊，關所隨之被廢除，國內旅遊的地域擴大，為了滿足西方遊客及本地人的需求，觀光旅遊服務與設施躍起蓬勃。

這些蛋白照片約攝於19世紀末的明治時代，但其內容背後卻帶著許多江戶時代的「旅之韻味」。就題材而言，菲利斯·比阿托和許多佚名之作都留下不少東海道的風景寫真。以形式上來說，具備現代性的攝影在一定程度上取法了傳統的浮世繪版畫。歌川廣重（1797-1858）的作品《東海道五十三次之内 日坂 佐夜之中山》便是兩林夾一道的構圖佳例。作品為突出主要旅人行旅之貌，故將兩側參天大樹化約為寥寥幾棵為代表。就視覺表達方面，19世紀的日本攝影在一定程度上，為將「旅」的內涵藉由觀光旅遊紀念寫真傳遞出來，從而承接這傳統的視覺文化表現手法。[5]

[1] 參見Leah Watkins, “Japanese Travel Cultur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inks between Early Japanese Pilgrimage and Modern Japanese Travel Behaviour,”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0, 2 (December 2008): 93-110.

[2] 1635年幕府頒布《武家諸法度》，其中制定了「參覲交代」。居住在江戶以外的大名每年需前往江戶一次，其妻子家室則長居江戶作為人質。

[3] 同註1，頁94-95。

[4] 同註1，頁97-99。

[5] 需要在此特別提醒的是，並非所有描繪東海道勝景的浮世繪都是運用兩林夾一道的表現手法。在浮世繪中，有為求盡量將當地不同的名所納入同一畫面，從而出現人物、建物或自然景觀比例不等、位置交錯、異地同構的情況。本文特別突出了兩林夾一道的類型，乃根據多數攝影寫真與浮世繪在表現手法上的異曲同工之妙，試圖爬梳此類圖像形式風格的發展脈絡。儘管在藝術史上尚未有嚴謹的文獻為此背書，但現存日本蛋白照片與既有浮世繪擁有此類型表現之作占了大多數，便是足以構成特定視覺圖像類型的最直觀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