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本生成學看侯俊明的手稿(二)

藝術家構思的圖稿,並不一定都跟後來完成的作品一樣,有時候還差很大。這種差別甚大的改變,往往是條很好的線索,讓我們得以一窺藝術家潛藏的想法,因為其中的取捨其實正反映出藝術家的美學觀,乃至其核心信念。

先前我們已經談過侯俊明的版畫《搜神記》當中的〈女媧〉。在創作過程中,〈女媧〉主體造型的變化基本上並不大,他的改動主要是在於背景與文字標題,儘管其推敲的重點並非只在意視覺張力的形式問題,更有加強時代性與社會性的考量。相較之下,《搜神記》裡的〈哪吒〉在構思之時則改變甚大,套用流行用語「華麗的轉身」來比擬似乎亦無不可,更讓人不禁對侯俊明的豐富創造力為之讚嘆。

讚嘆?會不會太誇張?且讓我們來看看其中的改變,再請讀者自問是否會感到讚嘆。〈哪吒〉最初的圖稿,顯示侯俊明最初的構想,明顯源自民間信仰中哪吒三太子的乩童形象。侯俊明創作之時(1993年或稍早),六合彩與大家樂等地下博奕活動很流行,許多簽賭者常求神問卜,尤其常向三太子附身之靈媒探詢所謂明牌。哪吒雖有「中壇元帥」聽起來很威風的神明頭銜,但在台灣民間信仰體系之中,他的形象卻有些「偏門」(雖然還不至於「邪門」)。因為在《封神演義》裡,哪吒其實是個不服管教的叛逆少年(說是「屁孩」似乎有些不敬),在外尋釁惹禍,打死東海龍王之子敖丙,當仇家找上門,他則「割肉還母,剔骨還父」,與父母切割,自行承擔責任。這雖然可視為有勇氣有擔當的表現,但斷絕親子關係,總是不合倫常,有些大逆不道。然而也因為此種離經叛道的作為,讓哪吒在眾神明中顯得「不凡」,故使得賭徒們覺得可以向他(或他的代言人,即附身的乩童)「求教」,尋求偏財的明牌。侯俊明起始的構想,或有呼應此種時代風氣之意。不論如何,縱使侯俊明並無此意,最早階段的圖稿基本上只是呈現三太子的乩童形象,僅跟民間信仰文化有關。雖然他在同頁圖紙上試繪多種草圖,但都大同小異,萬變不離其宗。隨後,侯俊明則以此乩童意象,發展成版畫試作的圖樣【圖2】,不過,他很快便放棄了,顯示他志並不在此。描繪台灣民間的乩童形象,並非侯俊明最想做的事,因而他便另創一種圖像,讓他筆下的哪吒開始第一次的華麗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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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圖 2】

於是,侯俊明畫了一個右手舉中指,左手持刀斫割右手臂的人【圖3】。拿刀割腕自殘,雖然是延續之前的圖像,但意義卻是不太相同。先前草圖裡的乩童拿刀砍自己或戳自己,大體上仍表現薩滿式巫術中通靈者被神靈附身且不畏疼痛,新的圖像則是一種真正的自殘,以刀自戕顯示反抗的態度,其舉中指更彰顯叛逆之意涵。這雖然已是極大改變,但圖像意義仍不甚清楚,因為反抗的緣由不明,也跟哪吒的連結性不強。或許正因為如此,侯俊明仍繼續尋求新的圖像表現,讓哪吒再度轉身改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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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圖 4】

這次侯俊明卻突發奇想,或者說「神來一筆」,將哪吒形塑成打一出生就開始反叛(所謂「生有反骨」)的形象,使之脫離一般民俗意義之「三太子」,不再只是乩童【圖4】。雖然這次轉身還是有其延續性,可視為將之前舉中指之叛逆者的意象進一步發展的結果,但其實更貼近《封神演義》裡哪吒的傳奇故事的反叛性,而且完稿後作品當中的文字,亦提及代溝與青少年次文化等現實的社會議題,使之成為代表當今叛逆的新世代之象徵【圖5】。

基本上,侯俊明的〈哪吒〉一開始的構思只是想要擷取民俗元素,而後創作方向卻突然翻轉,突顯其叛逆性格,而後又與現代社會的青少年議題相結合,轉而聚焦於世代間的衝突等社會問題。這不僅強化哪吒的反叛性,亦賦予其更明顯的社會性與現實意義。其中的變化與深化,豈能不讓人為之讚嘆?

圖片 1
【圖 5】

此外,〈哪吒〉的創作過程,值得我們注意的不僅是其中的劇烈變化,更在於其演變的緣由。如上述所言,〈哪吒〉的形象起初只是源自乩童,顯示侯俊明《搜神記》的民俗來源,但他卻將之揚棄,轉而更注意哪吒此一神話人物的叛逆性(傳說中哪吒甚至曾與其父李靖對打),故改換為舉中指之叛逆者的形象。雖然他對此形象加以琢磨,在同一頁速寫本上畫出多種造型,但反叛對象仍不明。而其割腕的自戕舉動,一方面雖仍像是乩童恍惚下的自殘舉止,但另一方面也指涉神話中哪吒「割肉還母,剔骨還父」,徹底與父母至親切割的行動。換言之,此一階段創作的圖像,仍像是過渡,雖較無民俗性,但仍有薩滿儀式性的出神自殘,而神話中的叛逆性雖已出現,可是仍待明晰化。之後的畫稿,則將哪吒畫成在一出生就用尖刀刺戳母親大腿的叛逆者,這不只強化其反叛性與世代間的衝突,也突顯哪吒的悲劇性:甫出世即傷母亦等於傷自身,而母子俱殘焉能長存?這不只是哪吒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劇。

總之,〈哪吒〉的創作演變可見到藝術家迭出的創意,更能觀察到由民俗轉向神話的演化,而其神話化其實亦非走向超脫世事,反而更增強其時代性意涵,將戰後台灣社會轉型過程中所激化的世代價值觀差異的問題,藉此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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