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張維晏
有一種手工上色蛋白照片,它們的存在令人目不轉睛!其浮誇內容充斥著難以言喻的高雅風尚。我們難以細數當中呈現的部件,「琳瑯滿目」恰恰是對這類蛋白照片題材最貼切的描述。
奧地利攝影師雷蒙·馮·斯蒂弗里德男爵(Baron Raimund von Stillfried,1839-1911)的《古玩店》,兩位古玩商對坐在榻榻米上,一人手頭撥動算盤,另一位則輕撫眼前的三足銅爐,這場景不免讓人聯想正在上演一齣骨董交易的還價好戲。二位商賈身後羅列著各式珍奇物件,舉凡掛軸、燭台、瓷器、漆器、摺扇、餐具、酒器、燈籠、樂器、盔甲、武士刀、鹿角等。斯蒂弗里德在1868年已居住在橫濱,至1870年代中期已開設自己的相館,許多史家認為斯蒂弗里德曾受教於「橫濱攝影之父」──菲利斯·比阿托(Felice Beato, 1834/5-c.1907)。1876年斯蒂弗里德與攝影師赫爾曼·安徒生(Hermann Andersen,生卒不詳)聯合創辦「Stillfried & Andersen」工作室。但次年初他們的工作室不幸遭祝融而毀,所幸斯蒂弗里德在短時間內購得比阿托的工作室和所有作品負片之版權。因此「Stillfried & Andersen」工作室所出品的旅遊紀念攝影照,有許多是出自比阿托工作室。照片被重新沖洗與繪製後裱於紙板上,彙編成紀念相冊兜售給來日本觀光的西方旅客,而照片上的商標和作者再也不是以比阿托工作室名稱發表了。但必須提出的是,這種情況在19世紀是普遍被接受的。[1]諸如斯蒂弗里德或比阿托等作為日本攝影發展先驅的西方攝影師,他們的作品風格和題材詮釋手法,藉由這樣的流通傳承下來的。
明治維新後,大量西方遊客越洋而來,他們懷著對神祕遠東的仰慕。漆器、瓷器、絲綢等東方藝品,在歷史上早已隨海上絲路的脈絡與西方進行交流,海路往來的買賣存在已久,買家的選擇卻相對受限於從遠東運輸而來的貨品種類。1870年代後,更多西方人已能親身經歷他們過去僅存在想像中的日本,百聞不如一見的獵奇興味,隨著觀光盛行被撐大了胃口。日本旅遊產業逐漸蓬勃,各地服務性設施不斷建立,名物、伴手禮等文化消費行為遽增。許多當時西方人所追求具「日本風味」的內容,被體現在旅遊紀念相冊的影像裡,那些是被重新詮釋過的在地文化性題材。
表現古玩店題材的蛋白寫真出現不少,幾乎可在眾多具有同質性內容的題材中被歸類為一種「類型」。《古玩店》(1890-1909)和《古玩商》(1860-1899),這兩件作品同斯蒂弗里德的《古玩店》(1876)有著十足相仿的韻味。它們都是由人物與多不勝數的奇珍異寶所組成。商販低著頭撥弄算盤,暗示著消費與買賣的行為內涵。眾多物件像裝飾物整齊有序地展示出來,搭建出一幕具均衡視覺感的舞台。很多人認為這樣的照片僅僅呈現當時日本店鋪即景,但其實「古玩店」類型的蛋白寫真有著更深刻的底蘊。需要留意的是,19世紀蛋白照片許多場景經常是在攝影師工作室中搭建出來的。更貼切來說,這些影像藉此傳遞一種訊息:它們是一齣劇場,演繹著觀光與消費文化的現代性。


比阿托的《古玩店》(1870-1879)與《古玩店的哺乳婦人》(1890-1909),則與上述三件作品略微異質同構。兩個場景像是走在街道上驀然回首的一瞥而見,它們透著莫名景深。《古玩店》(1870-1879)中,同樣有手撥算盤的店鋪主人,然而他的店面應開設在街邊一側,陽光斜照,台下有散置木屐、傘和掃除用具。《古玩店撫養孩子的婦人》選取之視角並非如上述四作以正面呈現,而是店鋪一隅,這也讓我們經由木構建築部件與土地來判斷非為攝影棚內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她懷裡抱著嬰兒,仍不忘打著手中算盤。


名作家拉夫卡迪奧·赫恩(Lafcadio Hearn, 1850-1904)(1890年後娶日妻入日籍,改日名為小泉八雲)在其1894年著作《日本瞥見記》(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中曾說:「對一名異國訪問者而言,東洋的第一天,老舊也顯得新鮮,各種事物盡皆引人注目。只要是日本風格的東西,全都細緻且美得無與倫比。」他又說:「稀奇的、別緻的東西實在太多,多到令人不知所措。不論眼睛往哪看,總有還沒見過的東西接二連三映入眼簾。」[2]他的記述切實反映西方人對遠東藝品的好奇。無論是小泉八雲或《日本奧地紀行》(Unbeaten Tracks in Japan,1881)的作者英國著名女探險家伊莎貝拉·博得(Isabella Lucy Bird,1831-1904), 這些西方作家在他們的旅遊文學著作中,多次使用了「curious」、「curiosity」等類似詞彙,來表達他們對異文化事物見聞的衝擊與驚喜。
「古玩」(curio)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就「雅」的內涵來說,它包含著廣義的美術與工藝品;就「俗」的底蘊而言,它則代表著整體具有東方風味的器具與物件。然而,對象物是相同的,差別在於指稱的視角。對日本而言,古玩是傳承了千百年的文化產品,是生活中再熟悉不過的一部分;對西方人而言卻是新穎而帶有獵奇味道的內容。有關古玩店的蛋白照片,作為旅遊紀念照並販售給西方觀光客,它們的內容重新詮釋著西方對東方文化的消費活動,並實現著西方遊客對遠東的想像與「獲得」的慾望。小泉八雲曾這樣說道:「這種事或許難以承認,搞不好你打從心底想要的,並不是擺在店裡的商品……我想買的是一整個日本啊。」[3]從他發自內心的讚嘆中,我們得知文化衝擊與「獲取的慾望」是相輔相成的,對物質文化的「好奇/驚奇」,驅使著「購買/得到」的經濟活動。這些,都可以在「古玩店」這類影像的凝視中得到抒解。
從「古玩」類型蛋白照片中,我們不只討論視覺文化的表現內容,更進一步探究的是其反映的社會學(經濟)與心理學(文化消費)層面的興味。
[1] 當Felice Beato在1877年結束所有攝影相關營業時,他將工作室和影像負片的版權賣給了Stillfried & Andersen。有關Felice Beato之重要性,尚可參見筆者文章:張維晏,〈脫胎的流光藝彩:Felice Beato與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漫遊藝術史》,(刊於2019/03/14),網址: <https://reurl.cc/nkRRD>。
[2] 引文中譯版本出自:小泉八雲著,《日本瞥見記:異文化的觀察與愛戀》,王憶雲、林美琪、余亮誾、蔡昭儀譯(新北市:遠足文化,2019),頁19。原文: “But on the first day, at least, the Old alone is new for the stranger, and suffices to absorb his attention. It then appears to him that everything Japanese is delicate, exquisite, admirable,…,” “Curiosities and dainty objects bewilder you by their very multitude: on either side of you, wherever you turn your eyes, are countless wonderful things as yet incomprehensible.” 見Lafcadio Hearn, 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 (Vol 1),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1903, p. 8.
[3] 引文中譯版本出處同註2,頁20。原文: “For, although you may not, perhaps, confess the fact to yourself, what you really want to buy is not the contents of a shop; you want…, all Japan, in very truth,…” 見Lafcadio Hearn, 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 (Vol 1),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1903,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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