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聖閎

「阿塞弗勒」（Acéphale），另譯為「無頭者」，或許是最能呈現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複雜思想的關鍵概念。這個詞彙也是1936年他謀劃創立的秘密社團，以及該組織發行刊物的共同名稱。在巴塔耶的藝術家好友安得烈‧馬頌（André Masson）為刊物第一期所設計的封面中，阿塞弗勒被描繪成令人一眼難忘的鮮明形象：一隻非人亦非神、無頭而立的怪物。它一手握著匕首，一手捧著一顆燃燒的心臟，雙腳直挺挺地佇立於大地。其私處是象徵死亡的骷髏，胸部是星辰，而腹部則是一個蜿蜒迷宮，一個象徵理性主體的「我」的徹底迷失，並與他者混淆不清的多面鏡宮。巴塔耶曾為刊物寫過一篇創刊文章〈神聖的陰謀〉（The Sacred Conspiracy），當中就有這麼一段與馬頌的怪物圖像相互呼應的描述：

人逃離他的頭顱，猶如有罪之人逃離他的監獄，他已然發現在他自身之外並沒有神——神是對罪行的禁制——而他卻是一個不知禁制為何物的存在……他不是人，也不是神。他不是我，卻多於我：他的胃是一個迷宮，他在其中迷失了自己，同時也讓我與其一同迷失。我發現我自己就是他，換句話說，一個怪物。[1]

去首的積極性政治意義

「我」即怪物！如此曖昧的句子不難令人聯想到詩人韓波的箴言：「我即他者」。在巴塔耶的思想中，追問「我」究竟是誰，無疑是徒勞的。因為「我」註定捲入一場意義錯亂顛倒的風暴，而阿塞弗勒的身體，就是這場同時歌詠怪物性與遊戲性，令同一性（identity）崩解碎裂的風暴中心。在此，「我」不斷地流變為「非我」（non-I），激情地擁抱自身的分歧和錯置，既能朝向阿波羅式的虔誠專注，卻也可以通往戴奧尼索斯式的嬉戲癲狂；一方面盈滿著生之欲力，另一方面卻不斷迷醉於向死愉悅（joy before death）。總而言之，那圈圍出「我」的邊界總是模糊難辨，不斷與來自未知外邊的「他」糾纏不清，身份成謎。

對巴塔耶來說，將「我」徹底裂解的這具殘酷身體並不是一座牢籠，頭顱的存在和控制才是。因此，阿塞弗勒首先隱含了身體的真正解放。它強調欲望與生命衝動，使身體逃離頭顱由上而下的主宰和奴役，嘗試爭取真正的自由。而它桀驁不遜的站立姿態，是對頭顱所代表的理性束縛的頑強抵抗，避免思想與精神之同化。在此，「去首」無疑帶有積極的政治性意義，身體看似被拋棄∕排除了（eject），但它從未臣服於（subject to）虛假的權威或獨裁者，拒絕成為填裝任何思想教條的溫順容器。

作為秘密社團的核心意象時，阿塞弗勒也拒絕單一思想的籠罩，徹底排斥階級（hierarchy）。巴塔耶曾經批評過超現實主義的組織型態始終以極少數的思想領袖為中心，脫離不了階級化的色彩（此種知識—權力的布置型態往往就是法西斯的溫床）。[2] 他需要一種更為平等、足以避免寡頭政治的共同體想像，阿塞弗勒顯然就是他的答案：一個「無頭/無首腦」（headless）的組織。〈神聖的陰謀〉開場刻意引用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的話，充分暗示該組織的行動特質：「這看起來像是政治且想像自己是政治的事物，有一天會揭開自己作為一場宗教運動的面紗。」[3] 但巴塔耶並非這場宗教運動的神諭代言人，他也只是參與其中的一份子而已。毋寧說，阿塞弗勒催生的是一種神已死的宗教，是神的思想被駁回、廢止、僭越，或者揚棄的宗教——朝向無神（無頭）的神聖性、無共同的共同體。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亦曾延伸過巴塔耶的想法，指出真正的共同體要能夠成立，首先必須正視其內部的分歧與不可共融，從「共同之不可能」的兇險條件出發。也就是說，共同體只能從它自身的否定性陰影中孕育而生；藉由掃除任何虛假的族裔、母土或根源之預設，作為組織概念的阿塞弗勒揭示一種嶄新的共同體形式，那些「沒有共同體的人們的共同體」。[4]

台灣當代藝術中的無頭者

毫無疑問，無頭者足以引發豐富的政治性想像。不少台灣現、當代藝術的作品也能發掘類似的身體形象，儘管創作的背景脈絡並不相同，但仍能與阿塞弗勒形成有意思的對話。譬如張照堂的早年代表作〈板橋．台灣 1962〉。照片裡，藝術家的影子恰巧被牆壁的上緣截去，留下無頭身體眺望遠方的詭譎畫面。有的人將它與台灣戰後文學思潮的無根、自我放逐特質相互連結，也有人將之視為當時整個青年世代的縮影；既是對外在窒悶時局的無聲抗辯，也是對內在生命的無盡追尋。

1984年，左翼畫家吳耀忠的畫作《山路》也描繪一個無頭男子形象，唯一差別是他的手上提著用布包裹的頭顱，而且多了一份淒然悲愴之感。但在此，頭顱的異位並沒有讓身體跟著被閹割、失能，或者無力化。無頭男子直挺著身軀大步向前，儼然就是一位革命者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生命姿態。到了90年代，侯俊明的無頭者出現在其系列版畫《搜神記》（1993），畫的是《山海經》裡的刑天。一旁搭配的文字寫著「古籍有載，與帝爭，受砍頭極刑，刑天以乳凝視，不屈。」描述無首刑天自殘身軀，鑿出一隻猙獰巨眼，好藉此洞析世局。即使這麼做會讓自己徹底異化，也不放棄凝望世界。某方面來說，這既是藝術家對後解嚴時代之精神氣質（ethos）的巧妙摹寫，也是他的自畫像。

在上述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無頭而立」並未被視為一種殘缺，反倒是身體的健全和完整，首先成了問題。這也與巴塔耶和馬頌的初始設想不謀而合。阿塞弗勒本就是一個與人文主義思想傳統完全顛倒的身體形象，一如達文西筆下的《維特魯威人》（Vitruvian Man），一個四肢健在、體態優美、充滿理性和智慧的人，置身在上帝所創造的宇宙中心。但阿塞弗勒並非如此，它更多地代表混亂、衝突、不和諧，乃至於革命。我們甚至可以說，阿塞弗勒是巴塔耶刻意打造的思想戰爭機器，用以向整個西方文明的一項基本預設發起挑戰：對於頭的絕對戀棧，並假定唯有頭的驅動才能讓身體擁有力量。反之，無頭的身體若是執意行動，它就只能成為帶有叛亂之意的怪物。

為生命騰出自由的空間

少了頭，身體還可以自我訴說嗎？或更精確地問：假使無頭就意味著墜入無感官的闇黑深淵，那麼身體的自我表述就註定是無意義的胡言亂語（no sense / non-sense）嗎？阿塞弗勒的存在，是對上述問題的抗辯和否定。它向我們暗示：如果主體無法打破「頭 = 理性 = 有意義」之等式，就難以跨過既有思想、語言、符號或知識系統的邊界，探知無意義作為一種意義（non-sense as a sense）的未知領地，更不可能窺見系統的破口，打開一個使其失去效力的故障空間。（在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筆下，愛麗絲的變異身體正是這樣一種充滿破壞性的空間，是看似毫無邏輯關聯的事件、任意變換的場景，以及荒誕台詞的巧妙匯聚點。）

意義/感覺（sense），只在抵達其界限之處才真正成立。[5] 這點即是哲學家儂西（Jean-Luc Nancy）對阿塞弗勒概念的進一步擴充。對他來說，無頭者的行動從來都不是盲目的、自閉的，或者無理取鬧的，而是一方面讓身體永遠欠缺一點什麼，以至於不會成為（理性而健全的）主體。另一方面，也讓身體不斷溢出主體約定俗成的邊界，猶如一個無定形的容器，或者廣納一切的處所，成為各種生命動勢的發生場域：

身體處所既非滿盈亦非空缺，因為它既無外部也無內部，它也沒有部分、整體、功能或者終局。它在各方面都可以說是無頭的（acephalic）和無陽具的（aphallic）。它是一個表皮，以各種方式摺曲、再摺、攤展、倍增、內縮、外凸、開孔、迴避、入侵、延伸、放鬆、激動、哀痛、綑綁、鬆綁……。在這成千上萬的方式中，身體為存在騰出空間（makes room for existence）……。[6]

是的，身體可以為了某些存在騰出空間。問題是什麼樣的存在呢？答案或許再清楚不過了：那些充滿異議、拒絕沈默、不見容於任何系統的生命。為了成為這些生命的庇護所，阿塞弗勒沒有固定的模版，不落入任何再現性思維，擁有隨時依據各種存在樣態而流變的無盡潛能，戮力為其生命形式騰出自由的空間。

為此，它始終無頭而立。

[1] Georges Bataille, ‘The Sacred Conspiracy’ in Vision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 1927-193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p. 178-181.

[2] Georges Bataille and Encyclopaedia Da Costa ed.; Robert Lebel and Isabelle Waldberg ed., Encyclopaedia Acephalica: Comprising the Critical Dictionary & Related Texts, London: Atlas Press, 1995, p. 12.  Benjamin Noys, Georges Bataille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p. 28.

[3] Georges Bataille, ‘The Sacred Conspiracy,’ p. 178.

[4] Giorgio Agamben, ‘Bataille and the Paradox of Sovereignty,’ in Journal of Italian Philosophy 3(2020): 250.

[5] Jean-Luc Nancy, Corpus, translated by Richard A. Ran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3.

[6] Ibid., p.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