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呂筱渝

視覺是人類身上的感官知覺中,觀察環境、認識世界的最主要方式。西方藝術史傳統的風景畫便是將眼睛所見的情景,在畫家運用構圖、透視、光影明暗與色彩等技巧,濃縮在一張平面的畫布上。而現代的風景照片則是將相機當作肉眼的延伸,收攏所有可見與不可見之物,攝影者只需在觀景窗內調整布局即能拍攝成像。至此,我們的視覺文化不再是由肉眼和畫布構成,而是透過各式各樣的攝像器材(相機、手機等)來呈現世界的樣貌。尤其拜電腦科技進步之賜,數位合成影像的技術從上個世紀末迄今不過二十餘載,即已發展到真假難辨的程度,不可諱言地為人類帶來前所未見的驚奇,同時也帶來難解的迷惑。

數位合成攝影之於紀錄攝影或新聞攝影而言,理當是離現場的真實情況最遠、最不真實的攝影類型。弔詭的是,那些聲稱目擊現場、「眼見為憑」的紀錄攝影,或者聲稱能夠還原、呈現事件的報導攝影,反而未必能完全成為「真實」(real)的「代理人」(procurator),因為不論是紀錄或新聞攝影,皆忽略一張相片的形成,一方面有賴攝影者的主觀意識(目的、美感、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另一方面則受攝影固有的「壓縮」、「簡化」的影響,機械性地將事件脈絡與時空背景去情境化的特性,它所呈現的往往是「真實」的片段。這是為何法國攝影美學研究學者弗朗索瓦.蘇拉熱(François Soulages, 1943-)提醒我們,舉凡「攝影能夠交還真實、攝影是客觀的、攝影是攝影機前的某物的證明——或者更準確地說,攝影是我們由此可以尋回拍攝客體的痕跡」[1]等等想法,都是我們對攝影不切實際的期待與妄想。不過他也指出,儘管攝影無法捕捉真實,也正因為如此,它恰好能夠質疑真實,並對世界的真實進行批判。換言之,既然真實之不可得,「虛構」未必不是理解「真實」的最佳途徑。[2]因此,我們知道從照片得到的只是「真實」的影像,而非完整、全面的「真實」,而且它也只能呈現有限的、相對真實的影像,所以也就不難理解,這些通過視網膜作用而形成的照片或影像,在特性上便具有可供判斷,或審美的功能,以及激發觀眾因經驗共鳴或心理動力而來的各種形式的心理作用(聯想、幻想、投射或移情等)——辨識、指認或討論一張影像,即是賦予我們主觀的言詮。

就攝影領域而論,數位合成影像不僅是一段無需物質性的轉印載體的歷史,同時也發展成攝影獨具的影像創新形式,使得許多攝影家從早期的紀錄寫實、場景複製的觀察與記錄角色,轉變為重製場景的視覺創造者。此種場景的重製,並非無中生有創造一個新的虛擬/虛構空間,而是改造我們生活所經驗的空間,從而產生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怪異感。因此,影像數位化的趨勢對攝影而言,不僅關係到攝影面臨去物質化的階段,也為攝影開啟一種結合數位科技之影像創作的嶄新形式,使得攝影從記錄現場、複製「真實」的功能,化身為發明「真實」的視覺創造者。

回過頭來說,上個世紀攝影所面臨的處境,眾所周知地還有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提出的靈光(aura)消逝,此一現象不單因為攝影進入了機械複製的時代,也因為原本由藝術品的即時、即地的特性,使其產生的神祕感與永恆性消失了。再看當今數位科技蓬勃發展的二十一世紀,幾乎變本加厲地,一張影像不但能夠不借助任何物質地無限複製,更可以無中生有虛構一張從未有實景、實體存在的影像——不僅靈光消失,連最原初的「正本」(original)都可以不存在,更遑論數位合成影像還可無限制複製與傳播。攝影和真實的關係因而位移、脫鉤了,客觀、中立與如實呈現並不是數位合成影像的目的——數位攝影從不複製「真實」,而是改造「真實」;不是拍攝相片,而是製造相片。[3]影像從「真實」裡虛構,也從虛構裡再造「真實」——一種改變認知習慣、虛構而來的「真實」。

虛構的真實,真實的虛構

袁廣鳴的《城市失格》系列,便是透過影像改造我們對真實世界的印象:他先選定西門町的某一位置,在這個定點以同樣的角度,拍攝此一場景持續數個月,累積近三百張、為數甚眾的底片後,再於電腦上將這些影像重疊,只除去有人、有車的地方,而挖除的部分便以沒有人車入鏡的其他相片填補該處,拼成一幅完全無行人亦無車輛的西門町街景。然而我們都知道,正常情況下的西門町不分晝夜都不可能無車也無人,這件作品很明顯地違反了普通常識,踰越我們日常認知與邏輯判斷的界限。因此當西門町以杳無人煙的街區呈現(即便只是影像)在我們面前,很難不去揣測或聯想這個城市已經凋敝衰頹或瀕臨毀滅,失去了它作為城市功能並喪失其資格(作品名「失格」源於日本作家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一書)。沒想到現實中有著比「虛構」令人難以預料、戲劇化的變化:自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開始在全球蔓延,臺灣的疫情一度嚴重到各個營業場所門可羅雀,《城市失格》裡人車止步的西門町成了實現的預言、真實存在的情景——喧囂繁華的商圈,變成人去樓空的荒涼之地,直教人不寒而慄。而這種恐怖(terror)背後散發的死亡意涵,正是這件作品最令人震撼之處,它所帶來某種逼迫、臨近的怖慄感,就像暴雨前的寧靜挑起我們意識底層對於脫序、混亂和死亡的巨大焦慮。

另一位同樣藉由電腦軟體進行影像創作的攝影家洪世聰,以底片數位化合成的影像,強調作品講求「反於真實自然所謂『當然』的呈現」,[4]組構須經思考的巧妙構圖,不僅超脫現實空間感,影像更富有張力之外,使得地景攝影不僅是一張美麗的風景照,還可與之對話或幻想。[5]儘管攝影是一種沒有「筆觸」的藝術,但它卻是一種可以消除既有痕跡甚至既存物的創作類型,在他的《野放.溫室》系列裡,根據「錯位」的概念——將物件抽離原地,移至他處——切割影像,再拼合成偽造的畫面,逼真地呈現一種彷彿存在過、但又不可能出現的場景,賦予「錯位」物理空間上「錯亂」的挪移、調換的意含。例如《金瓜石》【圖1】表現的是一個荒廢的廠辦空間,卻有著一間富豪宅邸的擺設;除了結合日治時代的廢棄空間和富麗堂皇的家具,重建了一個不存在的飯廳以外,也藉由室外的荒煙蔓草和室內的現代化風格,兩者的強烈反差凸顯出此種情境的荒謬。正如美國攝影家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 1921-1986)所言:「攝影是改造,而非複製。」[6]洪世聰也表明:「紀錄的本質是守住所見之真實,而真實呈現在影像後之思考。」[7]這裡的「改造」與「影像後之思考」,皆指向為了某種概念呈現的構圖安排,將元素、物件等進行移植的影像再製。

總結而言,「虛構」其實是偽造我們經驗法則中不存在的因果鏈,或變造出不合常理、規則的一種手法,它呈現顛倒、錯亂,真假難辨的排列組合,製造視覺的驚奇感並擾動意識和想像的界限,混淆我們日常的慣性認知,同時也為我們製造出一種奇幻的視覺經驗,而得以開展出一種既魔幻又寫實的想像空間。

【圖1】洪世聰,《野放.溫室》《金瓜石-1-2008》,數位影像,2015。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1] 弗朗索瓦.蘇拉熱著,陳慶、張慧譯,《攝影美學:遺失與留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21),頁14。

[2] 弗朗索瓦.蘇拉熱著,陳慶、張慧譯,《攝影美學:遺失與留存》,頁84。

[3] 弗朗索瓦.蘇拉熱著,陳慶、張慧譯,《攝影美學:遺失與留存》,頁88。

[4]姜麗華,《臺灣近代攝影藝術史概論:1850年代至2018年》(臺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五南出版社,2019年初版一刷),頁305。

[5] 姜麗華,《臺灣近代攝影藝術史概論:1850年代至2018年》,頁305。

[6] Ernst Haas, Les Grands Photographes, Barcelone, Time Life, 1979, p. 234,轉引自弗朗索瓦.蘇拉熱著,陳慶、張慧譯,《攝影美學:遺失與留存》,頁85。

[7] 洪世聰,〈「後設與換位」的創作思考〉,《藝術家》545期(2020.10),頁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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