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錡豫

說到石川欽一郎（1871-1945），我們聯想到的是「臺灣美術之父」、「臺灣美術界的恩人」這樣的別名。的確，臺灣許多前輩畫家，像是陳澄波（1895-1947）、倪蔣懷（1894-1943）、藍蔭鼎（1903-1979）、李梅樹（1902-1983）、陳英聲（1898-1961）等人，都或多或少的在石川老師的引導下初入西洋美術的堂奧，成長茁壯，各自成為臺灣美術史的一代人物。

時至今日，在以「臺灣」為主體的美術史敘事下，這種由日本畫家教導並影響臺灣畫家的論述架構，通過展覽、學校教育、出版物被反覆地強調，反而，我們卻長期忽視同時代中，石川欽一郎所指導的日本學生，他們的藝術成就為何。究竟石川的日本學生有哪些人？他們留下什麼作品？為什麼我們都遺忘了他們？

石川欽一郎的日本學生

1900年代末期，石川欽一郎開始在臺北中學校與總督府國語學校的教學生涯，相比他日後二度來臺，此次的任期較短，且受限臺灣尚處殖民統治初期，各項建設不足，連帶使藝文發展受限，導致石川在這段時間的教學成果普遍認為影響不大。

然而，當我們回到日治時期的藝文環境，會發現石川的日本學生數量相當多，且活躍度不輸給前面所提到的臺灣學生，其中不乏像別府貫一郎（1900-1992）這種，在日本東京藝術圈活動的畫家，或是曾經為臺南繪製「臺灣歷史畫」系列作的小早川篤四郎（1893-1959）。他們留下的作品數量雖多，但卻鮮少被放在臺灣美術史的脈絡中理解。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活躍於1920年代至1940年代，臺灣美術展覽會與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府展）的日本人，其實早年也都在學校內接受過石川的指導，畢業後投入學校教職，成為一位業餘畫家。像是戰前在新竹任教，與何德來（1904-1986）、李澤藩（1907-1989）等臺灣畫家多所來往的福山進（1915-1987），曾在自傳中回憶過去接受石川指導的往事。

在福山進來看，石川這位聽說很有名，曾經旅歐過的水彩畫家，從未依照學校教育的常規方式進行指導，而是採取「把自己的作品豎立在黑板上，說：『臨摹這個吧。』說完就到附近去速寫。」這種半放任的教育，或是帶領學生在校內或學校附近寫生。[1] 諸如此類的描述，似乎與臺灣畫家對石川的印象相符，只是不同於臺灣學生多強調石川欽一郎開明、溫文儒雅的形象，福山進記憶裡的石川，更多是從寫生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讓學生自行體會「創作」這一回事。

這些曾受石川指導的日本人教師，都在戰後遣返回日，而持續在中央畫壇活動者甚少。然而，本文所要介紹的這位畫家，與其說是戰後國境的重構以致脫離臺灣美術史的認識範圍，不如說他很早就消失在臺灣美術史的「視界」中，他是小熊寅之助，日本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最早的弟子之一。

陸軍部與紫瀾會

1912年，日本水彩畫最重要的雜誌《みづゑ》（Mizue，可以翻譯成水繪），張貼了一則「臺灣洋畫展覽會」的公告。這則不尋常的公告發布在日本的雜誌，甚至介紹了從神戶前往臺北的交通，應當是向日本的藝術家（尤其是閱讀《みづゑ》的水彩畫愛好者）徵件。徵件的地址是「臺北、陸軍部官舍　小熊寅之助」，為什麼一場西洋畫的展覽會牽扯到陸軍部？這位小熊寅之助究竟是何方神聖？

這要先說到臺灣洋畫展覽會是什麼樣的組織了，這是與石川欽一郎當時成立的畫會團體－紫瀾會、臺灣洋畫研究所有關的展覽，都是石川意圖提振臺灣社會藝術、文化素養的行動。實際上，過去我們總強調石川來臺是任教、傳授美術的面向，但石川最早是來臺擔任陸軍部翻譯官，而小熊先生，正是石川在陸軍部的同僚。

從日本內閣的職員名錄，可以看到小熊寅之助原本屬於參謀本部的陸地測量部「技手」，也就是使用新式的地圖測繪技術，從事國土測量、調查與繪製地圖的工作。1907年以後，與石川欽一郎同屬臺灣總督府陸軍部，可能是同一時期轉任。

地圖測繪與西洋繪畫，都是使用自西方移植而來的現代化技術，兩者在明治時代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不少畫家、版畫師都曾在測量部工作。包含石川欽一郎等西洋畫家使用的「道路山水」畫法，即強調單點透視，描繪道路與兩側房舍、樹林與遠山風景的構圖，與地圖測繪在記錄國土景觀這點上，可謂殊途同歸。

最早在1910年的報紙上，就能看到小熊寅之助以紫瀾會成員的身分進行創作的記錄，他應該是在臺灣追隨石川欽一郎學畫的最早一批學生。紫瀾會，出自石川在日本曾經籌組過的同名畫會，原本便是他在印刷局任職時，與同僚石井柏亭（1882-1958）等人組成的洋畫研究團體的名稱，後來還加入了山本鼎（1882-1946）。從這點來看，臺灣的紫瀾會可說是日本紫瀾會的延伸。紫瀾，可以理解為紫色的花海，或是海水斑斕顏色的景象。日文有「紫瀾洶湧」的說法，紫瀾會可以說是將美麗的大自然描繪下來的團體。

受限於報紙印刷的問題，我們如今難以完整掌握小熊寅之助當年在紫瀾會留下的作品，但從報紙中記錄的作品題名《臺北西門街》、《大稻埕の裏》來看，與同時間在國語學校的課程中隨石川習畫的倪蔣懷所留下的寫生題材高度重疊。諸如描繪臺北大稻埕、萬華等巷弄風光的作品，被後來的畫家反覆描繪，成為臺灣藝術史上相當重要的主題類型，或許最早能追溯到小熊寅之助在1910年代的創作。

小熊寅之助在臺灣的活動約落在1907至1916年間，期間少數留下有彩色影像的作品，是1915年發表在《臺灣愛國婦人》上的《春之野》。《臺灣愛國婦人》是日本愛國婦人會在臺灣的支部發行的刊物，小熊刊登在雜誌上的《春之野》，描繪身穿和服的女子側坐在草地上，被綠意盎然與青山藍天所包圍。人物的描繪略嫌僵硬，結構掌握也不夠成熟，但遠景樹木的畫法確實讓人聯想到老師石川欽一郎的風格。

入選朝鮮美術展覽會的石川弟子

離開臺灣以後，小熊寅之助去了哪裡呢？

根據內閣的資料，1916年小熊寅之助轉任朝鮮總督府土地調查局。隨著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延續當年對臺灣土地的調查方針，日本也對朝鮮半島進行大規模的土地調查。小熊寅之助轉任朝鮮的背後，或許意味著日本沿用包含小熊寅之助在內的技手從事臺灣地圖測繪的經驗，運用於朝鮮半島的經營上。[2]

1922年，第一回朝鮮美術展覽會（鮮展）舉辦，比臺灣的臺府展還早五年。定居京城（今首爾）的小熊寅之助也入選了兩件作品：《肖像》與《金剛山》。其中《金剛山》描繪位於如今北朝鮮太白山脈的金剛山，因獨特的地質景觀與環境特徵而聞名，可說是朝鮮重要的觀光資源。小熊寅之助這件《金剛山》明顯帶有石川欽一郎「道路山水」的風格，將畫面重點放在通往金剛山深處的道路，以及中景處行走的路人，兩側綿延、有層次感的山巒營造遼闊而悠遠的空間感。根據朝鮮當地《每日申報》報導，這件作品由京城法學專門學校的校長吾孫子勝（1876-1931）購買。[3]

結語

以往對石川欽一郎弟子的研究，集中在臺灣與少數赴日的臺灣人與日本人，但小熊寅之助卻是極少數前往朝鮮活動的案例，也是目前已知唯一入選鮮展的石川學生（也許未來還會發現更多的案例）。

然而，發掘像小熊寅之助這種，消失在臺灣美術史視野的日本人畫家，對我們而言有什麼意義呢？

實際上，小熊寅之助的經歷，說明日治初期具備繪圖專才的人員，往返日本、臺灣、朝鮮等地，因應帝國的政策協助土地調查的過程，並隱然帶動美術人才的流動。

過去我們僅著重石川欽一郎的畫風如何影響臺灣，但在近期的臺灣史研究中，已開始關注臺灣作為「南進基地」，向中國華南、東南亞等地外派人才的事實。[4] 兩相結合之下，石川欽一郎的畫風有沒有可能隨著人才的東亞移動傳播出去？如同小熊寅之助以土地調查的名義被派往朝鮮，入選當地美術展覽會的案例，我在過去的研究中，也發掘出一位名叫本橋正虎的石川欽一郎學生，曾被派往菲律賓從事日僑教育。[5] 也許隨著臺灣史、臺灣美術史甚至東亞美術史的基礎研究日益完備，能夠發現更多這類流散在海外的案例，將臺灣美術史的研究帶向東亞、甚至是世界的視域。

[1] 福山進著，江上譯，《韮簪》（新竹：新竹縣文化基金會，1990），頁116-118。

[2] 朝鮮總督府臨時土地調査局編，《朝鮮土地調査事業報告書》，京城：同編者，1918，頁519。

[3] 〈賣約 續出 날개돋힌 그림〉，《每日申報》，1922-06-04（版3）。

[4] 陳世芳，《臺灣總督府對菲律賓政策之研究─以文化面向為中心（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5] 劉錡豫，《【名單之後】劉錡豫／困在馬尼拉的日籍教師：本橋正虎與〈マニラ籠城記〉》：https://www.gjtaiwan.com/new/?p=98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