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柯曉如

藝術是高雅脫俗的?還是能與大眾文化結合?回顧過往藝術史,大眾文化並未與藝術截然二分,無論是荷蘭黃金時期風俗畫中的節慶場景,或是印象派畫家筆下現代人們的日常娛樂,都是以藝術詮釋大眾生活的種種面貌。然而,當大眾文化不再只是被描繪的對象,而是直接成為作品的一部分時,又會呈現甚麼模樣?

這次高雄市立美術館「瞬間-穿越繪畫與攝影之旅」特展(展期:2024年6月29日至2024年11月17日),由攝影術與繪畫的交織為核心,折射出二十世紀以來狹義的現代藝術,乃至今日當代藝術(尤其是繪畫方面)發展的進程。然而,除了攝影與繪畫的辯證關係,展覽中的作品也有不少涉及大眾文化的面向。我們可以在展覽中發現,這些平面「繪畫」不僅限於狹隘的油彩畫布,「攝影」不僅間接的改變了藝術家作畫的風格與形式,更直接「進入」了作品—黏貼、拼湊,或是融合於畫布之上。當這些現成的影像進入繪畫,身為觀眾的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作品?是以離經叛道的姿態對高雅藝術的挑戰?還是以媚俗的形象投身大眾文化的懷抱?

本文將從「瞬間-穿越繪畫與攝影之旅」展覽的作品出發,精選其中關於大眾文化與藝術交織、碰撞的作品進行簡介,並延伸至同時代其他的作品與藝術思潮。在走入展間之前,先來認識作品與其背後的時代脈動吧!或許在面對這些圖像時,你/妳能有純粹美學欣賞之外的觀看與思考。

被色塊分割的女人?畢卡索創作風格溯源

誠然藝術史的演進並非僅立基於純物質導向的風格嘗試,而是緊扣時代脈動與藝術思想的轉變。因此在正式進入「影像/現成物」與繪畫交織的探討之前,不妨先認識「繪畫」在二十世紀初流變的面貌之一。

畢卡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作為本次展覽最受矚目的藝術家之一,觀眾自然不會錯過他膾炙人口的作品《哭泣的女人》(Weeping Woman, 1937)【圖1】,以及《一個女人的半身像》(Buste de Femme, 1938)【圖2】。這兩件作品被視為畢卡索肖像畫的經典,同時也牽繫著藝術家豐富的感情生活,而《哭泣的女人》更被視為對戰爭苦難的幽微指控。[1] 從這兩件作品中,可以看到女人的臉被線條與色塊分割、面部的輪廓產生變形,甚至與擦拭的手帕融為一體。這樣的繪畫手法,似乎與當時興盛的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中,荒誕形變的圖像有異曲同工之妙,畢卡索也曾參與超現實主義相關的活動,並且與超現實主義詩人紀堯姆.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關係緊密,[2] 不難推斷作品受到超現實主義的影響。然而,若細究這兩件作品的形式,便會發現分割的色塊、被同時並置的左右臉,以及清晰的線條劃分,更隱含著立體主義繪畫的影子。立體主義作為畢卡索創作重要的核心之一,孕育出他往後鮮明且獨樹一幟的風格,而立體主義的誕生與流變,除了與攝影術的發明有間接的關聯性,同時也與大眾文化有所牽連。

【圖1】《哭泣的女人》畫作中被色塊分割與重組的女人形象。畢卡索(Pablo Picasso),《哭泣的女人》(Weeping Woman),1937年,油彩畫布,84.7 × 73.9 × 86 公分,英國泰德現代美術館藏(Tate Modern, Britain),圖版來源: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
【圖2】《一個女人的上半身》畫作中女人左臉與右臉同時被並置在同一平面上。畢卡索(Pablo Picasso),《一個女人的半身像》(Buste de Femme),1938年,臺灣國巨基金會收藏(YAGEO Foundation Collection, Taiwan),圖版來源:文子凝小姐提供,於113年6月30日拍攝自展覽現場。

現成物拼貼的登場:立體主義的「進化」

立體主義出現於1906年至1907年左右,畢卡索與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等人作為先驅,針對描繪的對象進行結構性的剖析,將不同視角的元素並置、「攤平」在同一平面之上,這也使立體主義的作品時常帶有幾何線條的分割與色塊的組合,有些甚至難以辨識描繪主題的形象。此種繪畫觀念被認為受到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 1893-1906)等後印象派藝術家的影響,[3] 在這個脈絡上,立體主義可說是繼承攝影術發明以來,藝術家捨棄傳統繪畫的形式,轉而探索另一種「再現」世界的可能性,甚至拆解視覺的創作途徑。

【圖3】山丘上的風景成為結構被分割,不同視角被並置、重組的一幅畫面。畢卡索(Pablo Picasso),《山上的房子》(Houses on the hill),1909年,油彩畫布,81 x 65公分,私人收藏,圖版來源:Wikiart

然而,立體主義並不僅止於對對象物的拆解重組,此種看似嚴謹的繪畫方法在接下來的幾年有了進一步的衍生與分歧,早年注重結構分析的作品被稱為「分析立體主義」(analytical cubism);而其他繼承最初立體主義視覺風格遺產、進一步衍伸的各式創作流派,則被稱為「綜合立體主義」(synthetic cubism),[4] 包含前段介紹的女人畫像等,都可以見到立體主義元素的身影。而接下來要介紹以現成物與印刷品拼貼入畫的「立體主義拼貼」(Cubist Collage)也包含在內。

1912年,畢卡索在立體主義的基礎上,加上了現成物的拼貼,如《小提琴》(Violin , 1912)這件作品【圖4】,可以看到小提琴不同角度的結構被拆解,以簡單的線條重新於畫面上組裝,然而令人摸不著頭緒的則是分布於畫面右上與左下的報紙拼貼。仔細觀看,這兩個部件皆自同一頁報紙剪下,畢卡索將他們黏貼於畫面上,搭配繪畫的結構,使得它們似乎成為兩個色塊,可以指涉提琴的表面,也可指涉背景的空間結構。[5]

【圖4】畢卡索的拼貼作品將立體主義的概念進一步延伸,透過異材質的分割與黏貼,模糊了畫面內部的空間,同時也挑戰了「繪畫」媒材的疆界。畢卡索(Pablo Picasso),《小提琴》(Violin),1912年,炭筆、紙 62 x 47 公分,法國喬治•龐畢度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收藏(The Centre national d’art et de culture Georges Pompidou (CNAC-GP), Paris, France),圖版來源:Wikiart

畢卡索的拼貼,在立體主義原有的觀念上進一步推進,將繪畫中對形體的拆解延伸至實體素材,同時無深度的平面拼貼,也呼應著立體主義關注空間的壓縮。除此之外,報紙、印刷品入畫,打破媒材的藩籬,輕便廉價的紙張更是對傳統繪畫永恆、同一性質的革命性挑戰。[6]

象徵的大眾文化的報紙在此悄悄地「進入」了藝術,並成為革新舊有形式的關鍵角色,開啟了「拼貼」作為創作手法的各種可能,同時也隱含著大眾文化作為前衛力量潛能。而在接下來的段落要介紹的普普藝術,則更加廣泛且大膽地運用「拼貼」,且不同於畢卡索使用報紙等元素造成畫面的曖昧費解,他們運用影像拼貼入畫,使繪畫與攝影、藝術與大眾的界線更加地模糊。

普普藝術與影像拼貼

除了畢卡索,本次展覽的另一個焦點便是安迪.沃荷(Andy Warhol, 1928-1987)了。與畢卡索相似,沃荷也作為藝術流派的代表性角色之一,在創作上皆具備一定的革新與前衛精神。然而不同於畢卡索的作品對具象圖像的遠離,甚至在視覺上帶有某種「抽象」的意味,沃荷則大方地擁抱各式通俗的大眾圖像,更將其進行複製、重製,使高雅藝術(high art)與大眾文化變得更加模糊。[1] 本次展出沃荷的兩件作品,分別為《自畫像》(Self Portrait, 1966-1967)【圖5】與《兩個馬龍》(Double Marlon, 1966),後者為美國影帝Marlon Brandon的影像,前者則是沃荷自身的影像。兩件作品皆將人物複製,以網版絹印的手法,印刷到大型的畫布之上。這樣的手法使得作品在視覺上產生了某種矛盾:乍看之下帶有商業流行圖像可無限複製、廣傳的特性,細看卻又帶有孔版手工印製的質地,標誌著藝術家獨一無二的勞動價值。由此可知,面對大眾文化與高雅藝術的疆界模糊,沃荷並非僅是單純的把流行圖像的現成物擺放進美術館供人仰望,而是從媒材與尺幅下手,翻轉了該圖像在原有脈絡下俗常的形式,而媒材特性與圖像之間的矛盾,也正是作品的張力所在。

【圖5】安迪沃荷(Andy Warhol),《自畫像》(Self Portrait),壓克力、絲網油墨絹印、畫布,每部分55.9 x 55.9 公分,共四個部分,1966-1967年,臺灣國巨基金會收藏(YAGEO Foundation Collection, Taiwan),圖版來源: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

除了沃荷這種將流行影像作為畫面強力主軸的創作方式,同年代也有其他藝術家運用影像作為創作素材。羅伯特.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 1925-2008)擅長將影像作為素材,進一步結合手繪與版印,在本次展覽展出的《年曆》(Almanac, 1962)便是他典型的作品之一。乍看之下彷彿一件灰白的「抽象畫」,細看便會發現作品是由不同影像的拼貼作為基底,包含建築物、肢體、貌似海景的景觀……等等,並在這些元素上覆蓋了手繪的痕跡。

【圖6】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年曆》(Almanac),1962年,245 × 153.5 × 2.5公分,布面油畫、壓克力顏料和絲網印刷,英國泰德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 Britain),作品展示於「瞬間-穿越繪畫與攝影之旅」特展展覽現場(右1),圖版來源: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

與沃荷不同,勞森伯格更強調影像與繪畫的結合,拼貼融合繪畫令人聯想到距離他半個世紀前的立體主義拼貼,然而,相較於後者著重畫面空間的辯證與媒材疆界的破除,前者更強調歧異圖像的並置,相異脈絡的影像被拉到均等的平面上,並作為素材再次被組裝。[8] 在此,勞森伯格展現出了另一種大眾圖像進入藝術的樣態:複製的影像成為拼貼的素材,展現出美學與詩意;同時,這些歧異的圖像也不訴諸原初脈絡的敘事,它們相互的並置是打亂敘事、甚至是反敘事的,[9] 但這些來自生活片段、混雜著大眾文化元素的影像,卻又隱約勾起觀眾的聯想。面對這類的作品,我們無法遵從分析立體主義作品時對空間元素拆解的拼湊;亦非震懾於沃荷作品中強烈的流行文化圖符,在影像與手繪交錯之中,似乎也標誌著攝影、大眾文化與藝術融合的姿態。

小結

從畢卡索筆下被分割與重組的女人肖像,到普普藝術多重影像與媒材的並置,反映出繪畫在攝影時代下欲突破對真實世界的單純再現,以及舊有恆一性、連續性等特質,進一步探問「繪畫」的可能性。然而,前述案例並不全然依循著狹義抽象繪畫的邏輯,一頭栽入繪畫的平面性與形色材質的鑽研,而是在反映現實世界的基礎上,尋找一條有別於攝影的途徑,並時刻反省與挑戰「繪畫」自身的可能性。除了構圖上的變體,拼貼形式的嘗試乃至大眾文化的融入,便是它們在此時代中開闢出的新路徑。

拼貼究竟是前衛還是大眾?對藝術而言,它以離經叛道的姿態挑性僵固的藝術世界,在攝影威脅繪畫之際成為藝術反思自身與革新的關鍵推手;對大眾而言,它標誌著階層的流動,藝術不再只是少數菁英觀賞的名貴之物,而是足以回應常民生活脈動的大眾文化。但與此同時,藝術家們的「拼貼」卻又與商業廣告等純然功能導向的視覺文化產品保持距離,反倒利用它們,將其推上藝術的殿堂。

在今日重新觀看這些拼貼畫作,除了細品其中的視覺美學,亦能反思它們被創作之初與當時時代潮流的張力,以及它們與其他「非拼貼」作品之間觀念上的繼承與轉化。而回到觀看展覽的當下,這些作品也如同某種預言,揭示著過往前衛思想的遺產,也引起我們的好奇與期待:下個時代的大眾文化與前衛的關係又會如何?拼貼是否仍有機會持續作為推動革新的關鍵形式之一?這些問題或許等走入展場,實際感受作品之後,又會有不同的想法持續發酵。

[1] Tate,“CAPTURING THE MOMENT” 展覽介紹手冊, p.28.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tate.org.uk/documents/1845/TMEXH_0087_CapturingTheMoment_LargePrintGuide_web_AW_.pdf (accessed July 08, 2024)

[2] Dorothea Eimert, “Surreal and Magical: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n Art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Parkstone International, 2006), p111.

[3] Marilyn McCully, “Pablo Picass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Pablo-Picasso (accessed July 8, 2024).

[4] “Cubism” ,ART TERM, Tate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tate.org.uk/art/art-terms/c/cubism# (accessed July 8, 2024).

[5] Rosalind Krauss, “1912” in Art Since 1900 Modernism: Antimodernism, Postmodernism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05), p.113.

[6] Rosalind Krauss, “1912,” p.117.

[7] Simon Morley著,胡孝哲譯,〈引言〉,〈安迪.沃荷「大型電椅」〉,《藝術七鑰》(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21),頁132。

[8] Rosalind Krauss, “Rauschenberg and the Materialized Image” in Robert Rauschenberg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2), p.45.

[9] “Almanac” ARTWORK CAPTION, Tate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tate.org.uk/art/artworks/rauschenberg-almanac-t01135 (accessed July 8,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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