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Kayi Ho

《採運圖》製作緣起

明嘉靖四年（1525）三月二十三日的夜晚，昭聖慈壽皇太后（1471-1541）居住的仁壽宮遭遇火災。[1]由於重新營建仁壽宮所消耗的木磚物料與工匠人力相當巨大，因此工部官員建議世宗皇帝（1521-1567在位），將修建計劃延至祀奉世宗生父的世廟工程完結之後，但世宗此時對作為孝宗（1487-1505在位）皇后的昭聖皇太后仍相當禮敬，因此仍執意進行重建工程，並於同年八月召令官員到各地採辦所需物料。[2]

生長於貴州、四川山野間的楠木，因其挺拔高聳、質理細密、色澤醇厚的特性，自永樂（1402-1424）以來已被大量砍伐，運送至北京以建造重要的宮殿建築。[3]楠木在長年的採集之下數量越發稀少，至嘉靖年間必須深入難以到達的危崖險谷才能見其留存，因此，採集與運送皆相當艱辛困難。被派遣至黔蜀督辦楠杉大木徵集的龔輝（1482-1566），約於嘉靖十一年末（1532）至十二年（1533）間，為了紓解蜀地因採辦大木帶來的沈重財政與徭役負擔，上呈了《應詔陳言蘇民困以弭天變疏》，以及描繪了「山川險惡，轉運艱苦萬狀一十五圖」[4]的《採運圖》，建言在朝廷各項工程已完成，且仁壽宮所需木料也應備齊的情況下，希望能停免四川大木的採辦。[5]朝廷最終雖未立即停止採木，但下令當徵集原本開出數額三分之二的大木之後，即可暫停採辦。[6]

龔輝延請畫工繪製的《採運圖》現已不存，但藉由稍後刊刻的木刻版畫書《西槎彙草》【圖1】，我們仍能窺見《採運圖》的可能樣貌。「西槎彙草」之名，使用了龔輝奉使蜀地之後的別號「西槎」，以及意味著匯聚其遺留文書的「彙草」二詞，可見此書的出版意在感念、流傳龔輝對蜀地的貢獻。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西槎彙草》為一孤本，分為兩卷。卷一收錄了〈採運圖前說〉、《採運圖》圖像、〈採運圖後說〉。卷二則有龔輝於督辦四川採木一事期間上呈的數通劄子，龔氏與友人的唱和詩文，以及當地官紳於1533年題寫的跋文等珍貴資料。

《採運圖》圖像分析

版畫《採運圖》[7]各段圖像前有榜題標示各圖的主題，第一幅「山川險惡」的圖像緊接在〈採運圖前說〉的文字之後與第四頁的版心之前，因此圖幅為稍微超越四頁頁幅的連幅圖像。其餘除了第二幅「跋涉艱危」、第五幅「飛橋度險」與第十幅「天車越澗」為四頁連式的構圖之外，第三幅「蛇虎蹤橫」、第四幅「採運困頓」、第六幅「懸木吊崖」、第七幅「飢餓流離」、第八幅「焚劫暴戾」、第九幅「疾癘時行」、第十一幅「巨浸飄流」、第十二幅「追呼逮治」、第十三幅「鬻賣償官」、第十四幅「驗收找運」和第十五幅「轉輸疲弊」，皆為對頁連式的構圖。根據〈採運圖後說〉，其中「跋涉艱危、採運困頓、飛橋、吊崖、飢寒、疫癘、蛇虎傷殘、焚劫暴戾、巨浸飄流、壅泉越澗」所記事蹟是龔輝從他人言說中得知，其餘才是龔氏親眼所見，但龔氏仍相信藉由進呈《採運圖》的圖像，有效地將人民的真實處境呈現在皇帝眼前。

《採運圖》的圖像在在強調了蜀地採運的困難。第一幅「山川險惡」【圖2】畫出了自然環境的險惡，畫面充斥了被雲煙、波濤環繞的懸崖峭壁，僅在畫幅末尾見到在波浪間艱苦前行的一葉扁舟。部分畫幅也描繪了採辦大木期間蜀地人民遭遇的各式天災人禍：如「蛇虎蹤橫」【圖3】一幅可見役伕們遭受山間蛇虎攻擊，其中幾位更為了躲避而跌落峭壁；「飢餓流離」【圖4】表現了遭遇飢荒，只能採集樹皮草根果腹，人民倒臥屋中或路旁的慘況；「焚劫暴戾」【圖5】則畫出了遭受盜匪攻擊，屋舍焚燬的悲慘處境。另外，也有描繪採運過程的圖像，如「飛橋度險」【圖6】表現眾役夫協力拖拉巨木橫渡於崖壁間搭建的木橋；「巨浸飄流」【圖7】繪有役夫們趁江河水位高漲時將大木運出深山的情景；而「轉輸疲弊」【圖8】則畫出役夫們將巨木編成船筏，藉由水路通道運往京師的場面。

明代繪畫的複製流傳

將繪畫翻刻上版，可較簡易地將作品大量複製以便於更廣泛地流傳。約與《採運圖》同時，以畫卷為稿本製成的木刻版畫書，還有許論（1495-1566）的《二園集》【圖9】，一本現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相傳許論巡撫太原時見到了一卷《杏園雅集圖》，因此將家傳的《竹園壽集圖》與《杏園雅集圖》兩作，和兩畫卷之序、跋文一併翻刻成版畫書，以應付眾多希望賞畫者所提出的要求。[8]

《杏園雅集圖》記錄了九名館閣官員與宮廷畫家謝環（1377–1452），於正統二年（1437）三月在工部尚書楊榮（1371-1440）宅邸的一次聚會。《杏園雅集圖》到了成化年間（1464-1487）已成為紀念官員集會的著名圖像典型，《竹園壽集圖》即是鑒於《杏園雅集圖》的前例，由吏部尚書屠滽（1440–1512）邀請宮廷畫家呂紀（活動於1439－1505間）與呂文英（約1445–1510）合作繪製，以紀念在戶部尚書周經（1440–1510）宅邸舉行慶祝周經、屠滽和督察院右都御史佀鐘（1440–1511）三人六十大壽的聚會。[9]根據吳寬《竹園壽集圖序》「卷成轉寫，各得一卷藏于家」，因此，十四名在卷中留下肖像的與會者皆得一卷，以為家藏。許論的父親許進（1437-1510）為與會者之一，許家因此藏有《竹園壽集圖》一卷。

畫卷在手繪傳寫的過程中，於各個版本間可能出現更動、改繪的情形。現存鎮江博物館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杏園雅集圖》[10]，兩個版本之間的構圖就相當不同，也引起了學者們對這兩件作品做出了一系列的研究。[11]此外，《竹園壽集圖》卷末對呂紀、呂文英在兩名童子的協助下一同賞玩繪畫的描繪，而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竹園壽集圖》[12]與《二園集》版畫在版本間也出現了差異【圖10】。北京故宮的《竹園壽集圖》畫出了一名手持畫叉的童子，而在版畫版本中這名童子被改為直接以雙手將畫軸天杆高舉過頭。繪畫、版畫兩版本除了此一差異之外，其餘構圖近乎雷同。這件北京故宮藏的《竹園壽集圖》應與許論家中所藏版本有些微差異，但於此細微處稍作修改的原因有多種可能性，目前仍無法斷下結論。

將繪畫翻刻上版的風氣，直到晚明仍相當常見。作為神宗皇帝（1573-1620在位）啟蒙教育教科書之一的《歷代帝鑑圖說》，原本也是手繪而成。在圖說呈進給神宗閱覽之後，還被翻刻為宮廷與坊間各種不同的版本，影響力之大一直到清代仍然被用來作為皇帝啟蒙教育的讀物，書中的圖像更是在東亞文化圈中廣泛流傳。[13]與世宗的《採運圖》命運相同，神宗所見到的手繪本《歷代帝鑑圖說》現在也是下落不明，但也正因為有木刻版畫版本的留存，現在的我們才能推知這些散失圖像可能的原本面貌。

[1]（明）張居正等，《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49，頁1244。

[2] （明）張居正等，《明世宗實錄》，卷54，頁1327-1328。

[3] 關於明宮廷對楠木的徵集，參見姜舜源，〈明清朝廷四川採木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總96期（2001年4期），頁27-28；Aurelia Campbell, What the Emperor Built: Architectur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i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0), pp. 53-87.

[4] 呂本，〈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龔公輝墓誌銘〉，（收錄焦竑，《國朝徵獻錄》，卷51工部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649。

[5] 王毓藺，〈明代北京營建皇木採辦的珍貴史料——記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孤本嘉靖刻本《西槎彙草》〉，《文獻》，第1期（2014年1月），頁147-148。

[6] 王毓藺，〈明代北京營建皇木採辦的珍貴史料〉，頁148。

[7] 詳細圖版請參見美國國會圖書館網站《採運圖》：https://www.loc.gov/resource/lcnclscd.2012402100.1A001/?st=gallery

[8] https://www.loc.gov/resource/lcnclscd.2012402482.1A001/?sp=1&st=image; 尹吉男，〈政治還是娛樂：杏園雅集和《杏園雅集圖》新解〉，《故宮博物院院刊》，183期（2016年第1期），頁7。

[9] 竹園壽集舉行緣由見吳寬《竹園壽集圖》卷尾跋文，並收錄吳寬，《匏翁家藏集》（收入《四部叢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卷45，頁6b-8a。關於《竹園壽集圖》的研究，參見潘深亮，〈呂文英、呂紀合作《竹園壽集圖》淺析〉，《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1988年），頁61-63；He Li and Michael Knight, Power and Glory: Court Arts in China’s Ming Dynasty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2008), pp. 219-221.

[10] 詳細圖版請參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杏園雅集圖》：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1478　

[11] 關於《杏園雅集圖》的研究亦可見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in 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 eds. Judith G. Smith and Wen C. Fong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9), pp. 221-256; 吳誦芬，〈鎮江本《杏園雅集圖》的疑問〉，《故宮學術季刊》，27卷1期（2009年秋季），頁73-137；盧志強，〈名臣巨製：文人雅集圖的尾聲——明謝環《杏園雅集圖》研究〉（博士論文，杭州中國美術學院，2014）。

[12] 詳細圖版請參見北京故宮博物院《竹園壽集圖》：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31921.html?hl

[13] 關於《帝鑑圖說》各個不同版本的研究，參見Julia K. 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 jian tu shuo/Teikan zusetsu) in China and Japan,” Ars Orientalis 31 (2001): 65-101. 清宮對《帝鑑圖說》的使用，參見顏丙震，〈《帝鑒圖說》與清代的幼帝教育〉，《史學月刊》2（2011），頁13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