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編輯部
看展對於大多數的現代人可能是在平常不過的休閒活動,然而,當我們在看展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何是展覽空間是這樣設計的?為何是這樣的動線規劃?眼前的作品為何要這樣展示?以及我們究竟在展覽中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想到什麼?又或是學到什麼?當我們綜覽撰稿人陽寶頤的文章,我們會發現其實展覽是會說話的!而文物或作品並非單單只有本身,它其實乘載了自己在物質以外的生命故事,這些都值得我們去深思和討論!
撰稿人陽寶頤自2021年開始,幾乎每一年都會跟讀者分享一篇她在學術研究中的新發現與感想,與我們分享展覽的敘事,例如〈十九世紀大英博物館的自然史展示與進化論敘事〉以及〈變遷中的收藏視野:歐洲博物館「收藏當代」的政策與實踐〉(上)(下)。當我們走進展廳的那一刻,展覽就開始用空間、動線以及文物展示方式等等線索與我們對話,光一件文物,它自身的展覽史和收藏史也足以成為一篇篇精彩的故事,背後亦可能牽涉更廣的歷史、文化脈絡,甚至是大環境下的政治影響或意識形態等。她在今年3月〈如何成為藝術名偵探?淺談博物館藏品來源研究〉的文章中,與我們分享萊登民族學博物館收藏中一批幾乎被打入冷宮的榮寶齋藏品,以及她如何化身為一名藝術偵探,埋首於庫房中,從基本的建檔開始,一步步踏尋藏品的前世今生。
在與寶頤訪談的過程中,目前人在荷蘭的她與編輯部在時差與有限的時間中,以爽朗的口吻,娓娓地道出求學過程中因為老師對觀察細節的鼓勵與盡情分享「看到了什麼」的經驗,讓她憑著這份簡單卻充滿力量的好奇心,一張張拼湊出文物本身以外那早被遺忘甚至遺失的生命史拼圖,透過一場似乎永無止境的來源研究,她緊抓現有的資訊,從老照片、雜誌甚至國家的檔案情報盡力追尋至每一個階段性的邊界,讓每一刻得來不易的線索成為一份份值得珍藏的有趣發現。寶頤也在訪談的過程中,與我們分享在展場設計方面可以有更多值得關注的地方,讓我們看到博物館學更為廣闊的視野。然而,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她一腳踏入博物館學與藝術史的領域呢?又該如何面對可能永遠不完整的來源研究?在展覽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哪些更不一樣的面向呢?讓我們跟隨這次的訪談一探究竟吧!

Q1:
想問一下學姊是如何接觸到藝術史這一門學科?在藝術史的學習中,有遇到什麼令人振奮的發現或是迷惘?
A:
大學就讀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期間修讀了藝研所巫佩蓉教授的佛教美術與中日美術比較的課程,課堂中老師會讓學生看著文物的圖版,盡情觀察、發表你看到了什麼,藉由這個方式訓練我們進行更細微、細緻的視覺分析,這是我至今仍印象深刻而且收穫良多的部分。前幾個月,美國萊斯大學亞洲跨國研究系黃士珊副教授來萊登大學客座,開了一個專題討論課(seminar),在課上老師也是邀請大家嘗試分析自己在圖版上觀察到了什麼,任何細節都可以分享。事實上,這樣的分析方式也有帶到我在博士論文上的研究,只是我的研究對象不是物品而是展示物品的展覽。我的研究是透過觀看展廳的照片,包括歷史照片還有我自己拍的現場實景,從簡單的好奇心開始提問:為何這檔展覽設計成這樣?展覽動線為何是這樣規劃?為何選擇將這些物品合併在一起展示,而不是選擇結合其他的收藏?就是從這些簡單的問題開始逐漸展開我的論述。我覺得這都來自當時修讀藝研所課程上的啟發,從細節處觀察然後再慢慢地探究出去,牽引起歷史和文化脈絡,甚至是大環境下的政治影響或意識形態等等。
另外,我的博論是研究展覽的敘事,我的取徑是將展覽相關的文字和空間規劃等視為一個敘事的文本,這樣的方式其實也是受到我在中文系的啟發。因此,在大學乃至碩士期間同時選修中文系跟藝研所的部分課程,這樣的求學經歷對我都有一定的影響。
我不是正統藝術史出身,所以不確定能不能去談藝術史帶給我什麼樣的迷惘。藝術史跟其他科系一樣,都是不斷地發展和演變,研究範圍和方法仍不斷地被重新定義中。所以對於藝術史作為一個學科,它的研究範圍和方法的邊界應該設定在哪裡?乃至於它跟其他相關的學科,例如博物館學、物質文化、視覺文化或者藝術分析等等各自的界限在哪裡?以及彼此該如何互動?這些是我和同事聊天時,大家持續關心的問題。
最後,談到藝術史的學習中有遇到什麼令人振奮的發現:我很喜歡去看博物館的老檔案,包括老照片、舊地圖或以前的參觀指南,這些可能並非是過往藝術史常見的研究材料,以瓷器為例,現在的研究取徑越來越多元,關注的不僅是瓷器本身,也包括瓷器從過去到現在如何被展示的問題,這可能涉及某一批瓷器過往的展示史,但也可以縮小到同一件瓷器在一間博物館裡面的展示史,這其中各種不同的展示風格可能隨著歷史文化的脈絡而出現劇烈的變化,這大概就是我會感到振奮的發現,能夠看到藝術史的廣闊之處。
Q2:
有什麼契機讓您決定前往荷蘭深造?可以分享您荷蘭求學期間所遇到的困難或是趣事嗎?以及荷蘭在學術研究的態度和方法與臺灣不同或特別的地方嗎?
A:
當時在碩士畢業後就決定要念博士,也構思出自己往後想要深入研究的兩個方向,一個是延續碩士論文的文字學主題,當時也聯繫了一位德國教授談好申請獎學金的事。另一個則是我個人的興趣──展示,更準確地說,其實我當時感興趣的是百貨公司的櫥窗布置,後來念博士的時候才知道,原來博物館展示跟百貨公司的櫥窗布置從20世紀以來就相互影響。當時有一個展示布置讓我印象深刻:有次和朋友在臺北一間百貨公司相約,偶然看到LV偌大的櫥窗展櫃,牆上鑲嵌了一張張類似巧克力的包裝襯紙,襯紙裡是一個個LV的皮包。我當時在想,是不是因為LV包包的顏色有點類似巧克力,所以設計師想傳達出當你購買LV包包時,能夠獲得像拆開一盒精美的巧克力那般驚喜和愉悅的經驗。這當然稱不上是一個問題意識,但那個展櫃的布置始終烙印在我心中。另外,我讀碩士期間也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擔任一年的研究助理,稍微接觸到一些策展背後的研究工作。這些印象跟經驗讓我逐漸構思朝展示研究發展的可能,在這裡領域中,英國萊斯特(Leicester)大學的博物館學已相當有名,而荷蘭萊登大學的博物館學著重與視覺文化、物質文化結合。最後,因為我獲得了萊登大學的接受函,再加上荷蘭念博士不用繳學費以及其他個人因素,就決定選萊登。
關於荷蘭求學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我個人的經驗是,荷蘭非常要求且重視學術研究的獨立性,比如說,念博士的期間沒有任何必修課和資格考試,所有一切都靠自己規劃,這需要相當大的自律與時間管理能力。再加上留學期間家人和朋友不在身邊,身心挫折相對會被放大。
在學術方面,我的指導教授是Kitty Zijlmans,她研究藝術史方法論的形成與發展,她對於我論文寫作結構的嚴謹度和邏輯性,以及在方法論使用的合理性有極高的要求。我非常感謝她在這方面給我的磨練,這對我來說,幾乎是把我整個打碎,再重新把自己慢慢拼起來。在論文書寫上,我所接觸到的訓練要求論述結構要具備很強的邏輯批判性,整篇論文的中心思想或是論文本身的「賣點」究竟是什麼,都必須很有效地凸顯出來,這跟我過往所熟悉的論文書寫風格不同,所以我在「學習書寫」上耗費了很多心力。
Q3:
綜觀寶頤學姊在漫遊藝術史的文章,大多聚焦在博物館收藏與展示的主題上,分享關於博物館如何收藏、如何規劃展示的敘事與觀看經驗等等,我們非常好奇,您在這一方面的興趣是怎麼開啟的呢?
A:
這延續到第一題我提到的百貨公司櫥窗展示以及在故宮短暫的研究經驗,這兩個經驗讓我產生一個粗淺的好奇心:歐美的博物館如何收藏與展示來自中國的文物,相關的陳列又傳達出何種訊息?這個問題太過寬泛,因此我也花了很多時間聚焦問題意識,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幫助最大的就是藉著荷蘭的地利之便,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價格在歐美各國累積不同的觀展經驗,逐步奠定我的研究內容,以及決定哪些博物館的展覽適合作為我的案例研究,最後我的博論選擇聚焦談論中國瓷器,尤其是明清瓷器在歐美博物館展示的敘事。
聚焦研究的過程中,也在一些研討會上遇到有趣的事,例如,當大家相互介紹自己的研究主題時,每當聽到我的研究內容時,很常聽到的第一個反應都是:「喔!所以妳是做瓷器的。」但是,我根本不是做「瓷器」的,所以我都要再解釋:「我研究瓷器以外其他相關的事情,不是瓷器這個物件本身。」瓷器對我而言是一個觀看的媒介,並非一個研究課題。我之所以選擇瓷器,是因為它在全球傳播的歷史中,持續被不同的文化群體接受、挪用、收藏與展覽,因此是研究展示論述或收藏史政治性的一個很好的媒介。例如,我的博論有一章討論大英博物館的扁壺,透過呈現博物館現在在印度、中國和歐洲展廳都展示類似的瓷器,探討所謂藝術史全球轉向的概念或者藝術史的邊界該如何劃定,這樣的展示敘事方式又如何反映大英博物館近期的展覽改革。而荷蘭國家博物館的案例研究則是分析從19世紀末至今的展覽照片、展廳地圖跟指南和特展圖錄,討論不同時期對於明清瓷器的展示布置與詮釋差異,與當時策展人品味及亞洲藝術收藏協會的關係。
Q4:
承上題,學姊在文章中分享了許多博物館收藏當代的案例中,不僅對於時序性框架的反思,更將收藏範圍擴及博物館作為社會機構的任務與功能,除了保存時代記憶外,更多的是反映對過往忽視議題的重視與省思。想請問學姊對於博物館在收藏與展示論述的轉向,您有甚麼樣的看法或是有更進一步的建議?
A:
歐美博物館近幾年特別關注去殖民化議題,常討論如何以平等(equality)和多樣性(diversity)的角度反思機構歷史,成果可能是透過相關討論去規劃一場新的展覽,或甚至改變整個博物館的執行方針或政策。例如,近期有很多展覽討論戰爭中的藝術品劫掠史,當中也包括一些以前認為合法但實則非法的收藏,這也是如今藏品來源研究在歐美博物館中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很多國家博物館也開始反省過往展覽常見的英雄或國族敘事,力求呈現多樣化的觀點。這些轉型過程中,「展場設計之力」或許值得進一步探討。展場設計如何影響整體觀展經驗與訊息傳遞,已經有很多討論,當中有一大部分集中在當代藝術領域。展場設計包含空間動線、燈光設計、展示背景的壁紙(wallpaper)的設計或甚至是展覽圖錄的版面設計(layout),這些設計其實都牽涉到視覺或是多重感官元素的交疊,而「博物館該如何設計展覽,讓設計本身能更有效地介入社會性議題較強的展覽」,我覺得這部分值得關注。尤其,展覽設計的背後其實存在一個複雜的權力結構,有些博物館讓策展人全權處理展覽設計,但有些設計其實來自於 exhibition maker(某些博物館裡有這個職位),其功能就像一座橋,連結策展人 / 學者與當地民眾,在其中擔任溝通傳達的中間人。有的博物館會讓 exhibition maker 擁有比策展人更大的話語權去主導展覽整體設計,有些博物館則是在經費預算或其他各種原因的考量下,選擇直接外包給外面的設計公司,這些設計公司的團隊,有些具有文化藝術相關背景,有些則沒有,各種群體的權力分配,決定了展覽最終的設計樣貌。對我來說,設計之力如何介入呈現複雜社會議題的展覽,並成為博物館教育的一部分,乃至於展覽的設計歷史如何被妥善的保存,這些方面都值得深入探討。
許多展覽的歷史至今仍是一種遺失的歷史,以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為例,[1]其實它大部分的展覽照片尚未數位化,有些照片的典藏訊息也不明確,我們不能清楚知道過去的展覽模樣,有些資訊在數位化的過程中也已遺失。這些問題跟經費有關,也跟展覽史過去關注度沒有如今高有關。歷史是我們了解未來的透鏡,如果我們想要讓博物館能夠呈現更多、更包容的視角,檢視博物館結構的歷史就是不可忽視的部分,也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Q5:
在〈如何成為藝術名偵探?淺談博物館藏品來源研究〉中,以2023年在萊登民族學博物館的研究經驗為例,分享了博物館收藏來自北京榮寶齋的木刻水印、繪畫與書法,介紹如同藝術偵探的「來源研究」,研究者多從文物標籤與登錄卡提供的基本資訊切入,再循線與作品的提詞、印章、藏家或策展人的書信與日記和研究機構所收錄的相關文獻紀錄等進行探究,試圖拼湊出藏品的來歷故事。想請學姊能與我們分享更多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以及如何面對「不完整」的來源研究?
A:
這個研究最大的困難在於,這批收藏自入館之後便沒有經過太多研究或展示,許多登錄資訊並不確實,這些收藏的照片在博物館典藏系統上也極度模糊,因此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資訊,當時有幾個月幾乎每天都待在庫房建立藏品資訊清單,這些資訊包括登錄號、當時收藏進入博物館來源的管道、藏品上有哪些印記、印章或手寫文字、數字等等,把這些資訊整理成表格。這過程中也需要讀很大量的圖錄和文獻,最後發現光是榮寶齋製作的木刻水印在萊登的民族學博物館就超過兩百件,若再加上從榮寶齋買的真跡書畫的話總數就高達三、四百件。另外發現有些博物館系統並未被登錄是榮寶齋的木刻水印,其實出自榮寶齋,也發現某些零散的作品,其實是同一本的冊頁,只是當時被拆成一張張單獨販售,這個發現有助於更新典藏資訊。
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我在文章中提到這批收藏的一大來源是由荷蘭共產黨成立的飛馬書局,當時為了釐清相關資訊,比對了上百份荷蘭的老報紙和雜誌,還好它們早已數位化,省去很多麻煩,同時也看了荷蘭國土安全局以及CIA已經解密的情報資料,也找到一些老照片去佐證當時發生的事,這些照片顯示飛馬書局的櫥窗確實展示榮寶齋的木刻水印以及其他來自中國的陶瓷與塑像。這個過程中,我覺得困難但也是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必須花強大的耐心篩選海量的資訊並進行分析,當中只要有任何一點有趣的發現就會很有成就感。
至於如何面對不完整的來源研究,我覺得就是回歸基本──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例如從現在已經解密的檔案情報,可以知道當時中國共產黨和荷蘭共產黨如何透過飛馬書局進行走私,同時也可以知道這個情報來自於荷蘭國土安全局和CIA合作的結果,冷戰時期,荷蘭有很多情報人員在華府受訓,而荷蘭所使用的監聽設備也有不少靠美國購買,也因此在針對共產黨的相關情報需要互通有無。但是,這些情報沒有顯示具體監聽內容,我們不會知道監聽者是誰,以及如何發現走私過程的相關細節,再加上現在荷蘭國家檔案館有一批相關的文件也必須等好幾十年之後才會解密。所以做來源研究時,會知道還是有一定的限制,每當感覺到這個限制時,我就會想起就讀博士期間,隔壁辦公的教授曾說過的話:「有做出階段性成果且寫出來的研究就是好的研究,不要無止境做下去。」當我想到這句話時,就會覺得面對不完整的來源研究(所有的研究皆然),就是盡可能充分地、有說服力地呈現當下最好的結果。聯繫相關的學者或博物館員也很有幫助,當時我偶然發現瑞典的東方博物館收藏了一幅尺寸和內容都跟萊登民族學博物館一樣的徐悲鴻《奔馬》,因此知道它其實出自榮寶齋木刻水印,後來我跟該館的策展人聯繫,他很友善且積極回覆,讓我知道他們的榮寶齋收藏也跟瑞典共產黨有關。透過這次的聯繫達到互惠的資訊交流,其實每個人手中可能都握著一點破碎的來源資訊,在沒有聯繫之前,都不會知道這些資訊是相關的,如同是一塊塊拼圖慢慢拼湊起來,但這片拼圖可能沒有邊界,永遠都處在一種階段性,這就讓我再次想起那位教授說的話:有階段性成果的研究,就是好的研究。
Q6:
最後想請問您近期的研究計劃或是有什麼感興趣的研究主題呢?
A:
我目前比較關注的議題有兩個,一個是博物館在商業化過程中,展示空間與餐飲和宴會空間之間的重疊如何創造出新的觀看經驗和空間性。另一個則是前面提到的,博物館去殖民化與展覽設計史的互動。
[1] 萊登的民族學博物館(Museum Volkenkunde, Leiden)於2014年與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 Amsterdam)合併為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World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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