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杰儒
臺灣歷經多次殖民,持續的政權更迭,造就政治制度、經濟結構、民間習俗、宗教信仰發展上的多重性格。[1]這樣的混雜性促成相異的社會情境,影響著居民的生活方式。流傳進來的節慶與本土傳統融合,承載著世代間的生活經驗,土地上因而孕育出獨有的節慶文化,而這燦爛、多元與喧鬧的光彩,把千百個平凡的日子映照地生氣盎然。
當慶典的題材被應用在藝術表現時,能夠發現這類型創作的本質時常與地方相連,更透過「地方色彩」、「鄉土」與「風土」等關鍵字,於藝術史的討論中不斷地被提及。故本文將列舉臺灣各時期創作者描繪慶典之圖像,嘗試以地方(Place)作為方法,爲此議題提供一種跨域性的思考。
節慶裡南國意象的建構
地方色彩(Local Color)是美術史論述中很重要的觀念,過往學界大多會把它置於脫殖、後殖民、解殖等框架內來思考,但從日本近代文化論述的角度切入,這個概念或許是一個抵抗西化極為重要的口號及理想。那段時間,亞洲國家大都過度崇洋媚外,如日本於明治初期,因推行新政所引發「廢佛毀釋」的大型文物破壞運動,歷經這場「文化財」的浩劫後,一些有識之士逐漸開始積極推動美術再創新的實踐理念,而後設立了東京美術學校,最初的美術部門就是為了要復興日本傳統文化所建立。當時的地方色彩就於上述的模式底下被推動,此種風氣讓臺日籍藝術家逐漸思考「臺灣」應該如何被形構與塑型,約莫自1920年代中期之後,基於一些舊慣調查成果之輔助,開始以原住民、家屋、鄉村、水牛、椰子樹、熱帶花鳥等具風土特徵的元素來進行建構。[2]
當中也不乏與節慶相關的主題,這類圖像以祭祀、廟會、市集、遊藝和宴飲等元素構成,於現代化之場景中,呈現過往的民俗節慶(中元節、端午節、元宵節),兼具神聖與狂歡特性的熱鬧氣氛。諸如郭雪湖(1908-2012)《南街殷賑》、蔡雪溪(1884-1964)《扒龍舟》【圖1】、村上英夫(1900-1975)《基隆燃放天燈》、徐清蓮(約1910-1960)《春宵之圖》與施玉山(1907-約1960)《朝天宮的祭典》【圖2】等作,[3]除了凸顯出在地的座標(臺北大稻埕、基隆、嘉義北港)與經驗外,兼具信仰傳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們多用俯瞰的視角、西方透視與概念化的組合排列,以絢麗多樣的色彩描繪人流於香火中絡繹不絕的場景,[4]其中的「地方性」以臺灣漢人的日常生活寫照為主,是一種綜合性的南國意象呈現。


失根的地方性?戰後節日圖像
戒嚴期間臺灣出現極具「政治性」的節日,如青年節、軍人節、光復節、中國「偉人」的誕辰紀念日(孔子、國父、蔣公等)、元旦、雙十與行憲紀念日等國家性慶典,舊時傳統歲時節慶也在復興中華文化的思想之下,大多成為國定假日。這與過去臺灣民間自發的舊歲時節慶不同,充斥濃厚國家儀典和政治樣板之味道,如中央與省垣各藉著舉辦升旗、典禮、閱兵、晚會、遊行各項儀式營造普天同慶之感,節慶變成是一種「政治介入」或「行政干預」的產物。[5]慶典圖像中「地方感」的營造,亦可能是一種政治化的結果或社會化的工具,在地化與環境經驗僅作為潤滑之作用,與地方的連結,本質上卻沒那麼緊密。
楊英風(1926-1997)任《豐年》[6]雜誌美術編輯期間,以質樸的視覺風格呈現美援期間(1951-1965)的鄉村實況,盤點此系列的創作如《土地公廟》、《吃拜拜》【圖3】與《七爺八爺》等,雖是以民間信仰為題,側面也深刻描繪農村鑼鼓喧天的節慶盛況。1951年創刊的《豐年》雜誌是美國新聞處、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及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共同籌辦的農業刊物,當時不僅僅是黨刊,亦是美國於臺灣農村的宣傳品。[7]因此任何的圖像、文字須嚴格把關,必須符合黨國政策與意識型態。其內容即使是鄉野、宗教性節慶之題材,但主要仍以宣揚農村現代化為目的,於形塑農村居民對美國的美好印象的同時,建立起「親美」的意識型態。[8]

嘗試與土地的「協商」
時過境遷,到了鄉土運動的時期,當時臺灣外交環境接續出現一連串的困境,媒體界的知識份子率先提倡應該把焦點著重在「鄉土」,於是由民間發起一種「反西方」甚至「反現代」文化觀念的改變。美術界緊接其後,部份的藝術家不再選擇當時風行的抽象風格,開始擁抱寫實主義。例如袁金塔(1949-)等創作者以農村為主題,到鄉下去畫一些破敗的建築、鄉野景色、捕捉底層民眾生活樣態或揭露都市陰暗面等所謂「遠離現代」的景象,藉此提升對自身土地的關懷。[9]
大陸來臺的外省畫家中,席德進(1923-1981)最能將當時的臺灣與中國元素巧妙融合並予以地方化。[10]如《節日》【圖4】一作以臺灣傳統建築的馬背為主角,採用歐普藝術的風格將民間裝飾元素進行抽象性的解構、重組,並以簡約造形與鮮豔色彩,體現自身所認同中國意象造型及色彩,藉由畫題的提示(亦有《中國節日》與《節日》(編號51)等),[11]提供觀者對於節慶自行想像與詮釋的空間。爾後,席氏也親身走訪臺灣鄉野,以寫生和攝影的方式記錄各地的風情,這些豐厚的圖文紀錄,象徵人不顧出身與臺灣土地的協商的過程,外來者與內在者身份的界線越趨模糊,對臺灣在地風景長時間的親身感受,已內化為藝術家創作意識的一部分。

節慶、地方與美術史的跨域思考
1990年代之後,隨著週休二日的實行,各地政府開始以節慶之名有系統、持續性地「辦活動」,進而促成現代節慶(舉凡藝術、文史、產業、社區、宗教、休閒、觀光、科技與飲食等)的誕生,對節日的界定更加廣泛。[12]時至今日,成功的節慶往往與「地方」結合,國家也不斷地嘗試與施行。有些縣市政府邀請藝術家的進駐或合作,透過其浪漫化之凝視與親身參與,讓節日的特色得以不同形式留存,如郭雅倢(1992-)《期待坑道藝術節》【圖5】一作,描繪這場吸引許多樂迷特地跨海前來欣賞頗具戰地特色的音樂會,並用水墨為媒材詮釋金門具標誌性的藝文饗宴,呈現以樂曲的表現形式外,也凸顯與特殊地形的環境融合。

另外,有的地方政府則積極推行地方性/國際藝術節慶,如綠島人權藝術季、桃園地景藝術節、東海岸大地藝術季等活動,除借用策展人的專業,導入針對本議題的思考,鼓勵跨域交流等,更是根基於長時間的調研貼近地方社群,實踐「在地化」的藝術生產至今已成為顯學。
以地方為媒介來思考節慶,或許是舊調重談,但不可否認這是重塑、點綴地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於過往臺灣的「地方性」很大一部分是建構在殖民主義與國族思想之上,此議題勢必與日本、中國或西方國度有所連結,這些成為再次討論臺灣所謂的地域性、風土性問題時必要的內涵。
小結
藉由過往創作者描繪慶典作品之討論,不難發現從日治時期開始,臺灣的藝術家就已經想要跳脫西方殖民論述的框架。政黨變化的過程中,即便是平常的節日也具政治內涵,之中的「地方性」因族群對立,認知也有所不同,受當代思潮影響,思想才慢慢有了改變。
直到現在,以人地連結與以土地情感為依託的思考逐漸浮現,已成為推行節慶、藝術季極為重要的一種方式。這同時加深地方認同,為人民提供一種具繽紛、喧嘩的日常體驗,也促進新的生活方式和地方建構的持續發展。
[1] 吳鄭重、王伯仁,〈節慶之島的現代奇觀:臺灣新興節慶活動的現象淺描與理論初探〉,《地理研究》54期(2011.05),頁71。
[2] 賴明珠,〈20世紀前半業臺灣美術的現代化〉收入於白適銘主編,《臺灣美術通史》,臺北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頁26-27。
[3] 李孟學,〈臺展作品中的中元意象〉,《典藏》(2020.09.16),網址,<https://artouch.com/art-views/content-13167.html>(2024年01 月17檢索)
[4] 李進發,〈日據時期臺灣東洋畫發展的風格特質〉,《臺灣美術》75期(2009),頁20-22。
[5] 同註1,頁72-73。
[6] 文化部典藏網:「《豐年》雜誌是由豐年社所發行的刊物,豐年社成立於民國40年(1951),成立目的在發行銷售有關農業書刊、產品及資材,以服務農民、提高農家所得、改善農家生活。同年7月15日開始發行《豐年》半月刊,初期定位為專業性的農業雜誌,後為因應經濟結構及農村社會的改變,內容也隨之調整,收錄有關生活與生態問題之文章。」,《文化部典藏網》,網址,<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Object.aspx?SYSUID=11&RNO=MjAxMC4wMzEuMDI1Nw==>(2024年02月02日檢索)。
[7] 陳曼華,〈藝術與文化政治:戰後臺灣藝術的主體形構〉(博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2016),頁21。
[8] 許惠盈,〈圖像傳播與農民的再教育——以《豐年》雜誌的漫畫中心(1951-1964)〉(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16),頁182-183。
[9] 袁金塔訪談:「我對鄉村的生活很熟悉,像牛車、蓑衣、三合院、廟會、戲偶,都是我家鄉常見的東西⋯⋯,因為我是臺灣土生土長的畫家,跟大陸來的畫家對土地的情感不一樣。那時候他們都想著反攻大陸,在思想上認為臺灣是個過境之地,待個10年、15年就能回大陸。他們對臺灣的認知和我們不同,我們對臺灣的認知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們會畫出生於斯、長於斯的情感。」收入於賴明珠主編,《點燈傳藝:戰後至解嚴前(1945-1987)帶領風潮臺灣美術家(下冊)》(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23),頁119-121。
[10] 白適銘,〈雙重「地方」的可能?:戰後臺灣美術環境經驗之建構〉收入於白適銘主編,《臺灣美術通史》(臺北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頁26-27。
[11] 朱珮儀,《107年席德進典藏品描述資料撰研計畫》(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18)。
[12] 同註1,頁72-73。
參考文獻
《文化部典藏網》,網址,<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Object.aspx?SYSUID=11&RNO=MjAxMC4wMzEuMDI1Nw==>(2024年 02 月06日檢索)
白適銘主編,《臺灣美術通史》,臺北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
朱珮儀,《107年席德進典藏品描述資料撰研計畫》,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18。
吳鄭重、王伯仁,〈節慶之島的現代奇觀:臺灣新興節慶活動的現象淺描與理論初探〉,《地理研究》第54期,2011,頁69-95。
李孟學,〈臺展作品中的中元意象〉,《典藏》(2020.09.16),網址,<https://artouch.com/art-views/content-13167.html>(2024年01月17檢索),瀏覽日期2024.01.17。
李進發,〈日據時期臺灣東洋畫發展的風格特質〉,《臺灣美術》75期,2009,頁20-49。
許惠盈,〈圖像傳播與農民的再教育——以《豐年》雜誌的漫畫中心(1951-1964)〉,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
陳曼華,〈藝術與文化政治:戰後臺灣藝術的主體形構〉,博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
廖新田,〈臺灣鄉土美術中的國族美術與框架〉,國立臺灣美術館編著《鄉土・現實・歷史旁白——戰後七〇年代臺灣美術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16。頁46-57。
賴明珠主編,《點燈傳藝:戰後至解嚴前(1945-1987)帶領風潮臺灣美術家(下冊)》,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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