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台祥

Landscape：「景觀」、「地景」、「風景畫」

在〈十八世紀英國有怎樣的風景畫?〉一系列文中，作者對於在當時學院體制與社會風氣的影響下，「景觀」與「風景畫」之間的轉變過程，給予了一藝術史上的詮釋觀點。這樣的論述主張，也令筆者聯想到「景觀」（Landscape）一詞的多義性，也進一步揭露了它在跨學科領域之間，所具有的豐富多樣的複雜身分。而在臺灣的景觀專業界，一直以來，關於Landscape該譯為「景觀」、「地景」甚至「風景」，也始終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箇中原因之一，則端看當下它所處的學科領域與社會語境，如何藉由人們不斷地感知、對話、辯證⋯⋯逐步積累形塑而成。

比如說，1980年代的歐美地景研究，取徑於人文地理學，將地景理解為一種特定的歷史與文化所驅動的觀看之道，或是將地景視作為一種文本（text），著重在文化意義的建構，當中包含了藝術史、圖像學、符號學等跨領域的分析解讀。^[1] 另一方面，從中文語感看來，Landscape一詞該譯為「景觀」、「風景」或「地景」，其實也暗示了它充滿張力的本質。^[2] 前兩者偏向一種外部的旁觀者視角，後者則是偏向了人與土地的互動，當中更引發了一系列關於觀察／棲居、眼睛／土地、旁觀者／局內人⋯⋯等內外交錯的張力。

英國人類學家提姆・英戈爾德（Tim Ingold, 1948-）在〈地景的時間性〉（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 1993）一文裡主張，「地景」既不是一塊清白中立、獨立於人類活動之外的自然布幕，也不是一塊等待著被人類賦予一系列文化意義的土地，而是同時包含了上述兩者觀點，彼此之間相互依存。^[3] 英戈爾德並引用了一幅畫來檢視Landscape這一概念，是如何透過畫中人、畫家與觀者的共同參與，來模糊了上述關於外部／內部、旁觀者／局內人的身分。這幅畫名為《收割者》（The Harvesters）【圖1】，由北方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老彼得・布勒哲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1525-1569）創作於1565年，目前收藏於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土地」如何變成「地景」？

《收割者》（The Harvesters）的啟示：畫家、農民、地景的形塑

這幅《收割者》是一系列描述當令時節的六張畫作之一，根據大都會美術館的解說，這一系列畫作在西方藝術史上具有分水嶺的意義。^[4] 原因之一，在於這幅畫反映了一股趨勢，那便是自西方宗教改革以後，藝術家關注的對象逐漸從人像、歷史等主題，逐漸回到日常的生活實踐。它捨棄了北方文藝復興以來，正統基督教藝術獨大，以及將風景畫視為屈居於肖像畫，或是僅僅作為人物背景的傳統。轉而深入描繪農業社會裡的常民生活景象【圖2】，將人與土地的緊密交織表現在地景的形塑上，整體表達出一股濃厚的人文關懷。

這幅畫描繪了夏末初秋時分，佛蘭德區（今比利時一帶）小麥收割的情景：豐收季節，大片的金黃麥田隨著地貌起伏搖擺，畫中前景、中景與遠景層次分明。農民三五成群，收割、鋪曬、綑綁、運輸，在大樹下享用午餐【圖3】，人們採摘鮮果、池塘消暑、宰殺牲畜⋯⋯等等，看似平凡不過的農家日常，都被栩栩如生地描述。尤其是畫中人的動作、表情等細節：女性勞動者身形扭曲，近乎彎折，有如捆綁的麥穗狀【圖4】，一名壯漢毫無顧忌的躺平午休【圖5】，他們的動作是如此接地氣、不加掩飾，像是與大地渾然融合為一體。^[5]

當時的莊園主人，為了展現財力品味，經常聘請畫家來描繪自家庭院的華麗景象，這並不稀奇。然而，相較之下，《收割者》一畫則從在地常民的視野，描述日常生活風景。不同於中世紀貴族在高牆之內的豪宴狩獵、宮廷之愛等主題，農民有意被置於舞台的前方，成為主角。這似乎象徵了一種嶄新的描繪風格逐漸成形，也進一步暗示了「人地關係」的轉變。畫中代表舊式貴族的城堡被置於遠方，成為點景，整體畫面視野也更加遼闊深遠。【圖6】

Landscape：「旁觀者」與「局內人」

「地景」作為一種觀看之道，它始終映照出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既是創作者與創作物的關係，也是旁觀者與畫中人的關係，更是人與土地的關係。英戈爾德透過這幅畫指出「Landscape」的概念，不僅是人們習以為常的，從外部觀看並賦予文化意義的土地，更與在地的「棲居」（dwelling）密不可分：「土地」（Land）透過農民、工匠的雙手，在日常的實踐當中被塑造成為「地景」（Landscape），隨後被藝術家獨具慧眼吸收，轉化成為「風景畫」（Landscape Painting）。這樣的說法，其實也呼應了藝術史學家瑪爾科姆・安德魯斯（Malcolm Andrews, 1942-）在《風景與西方藝術》（Landscape and Western Art, 1999）一書所主張的土地（land）、風景（landscape）、藝術（art）三者之間存在的線性因果關係。^[6]

此外，英戈爾德也以這幅畫來解釋了「任務地景」（taskscape）。亦即地景的形塑不僅僅是視覺上的，還同時包括了以聽覺、嗅覺、觸覺為基礎的行動。從畫中人的描繪看來，它指涉了地景中人們日常勞動和維持生存的方式。^[7] 當我們凝視這幅畫的同時，還能自行發揮想像，走進它、被包圍、身歷其境，成為整體地景的一部份。這有點類似於今天的沉浸式體驗展覽，彷彿農民、畫家與觀者三者一同被鑲嵌在延綿無盡的時空之流中，共同參與了形塑地景的過程。如此一來，「Landscape」既可以是遠方觀看的風景，也可以是我們身處其中的世界。

[1] Denis E. Cosgrov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2] 約翰・威利（John Wylie），王志弘、錢伊玲、徐台玲、張華蓀譯，《地景》（台北：群學，2021），頁1-6。

[3] Tim Ingold, “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 World Archaeology 25 (Oct. 1993): 152-174.

[4]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Harvesters,” THE MET,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35809  (accessed Dec 2, 2024).

[5]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Harvesters,” THE MET.

[6] Malcolm Andrews, Landscape and western A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

[7] Ingold, “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 pp. 157-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