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竹下由

長著翅膀的裸體小孩不是只有「邱比特」

提到西方文化中長著翅膀的裸體小孩，你／妳是不是會先想起那個提著弓箭的小愛神邱比特（Cupid）呢？或是出現在西方宗教藝術中的小天使們？又或者是由美國女藝術家羅絲・歐尼爾（Rose Cecil O’Neill, 1874-1944）創作，後來成為日本沙拉醬標誌的丘比（Kewpie）？不管是哪個形象，他們的圖像淵源四捨五入都可以追溯到同一個祖師爺——厄洛斯（Eros），即邱比特的標竿、象徵愛與情慾的希臘神。因此，帶翼小孩的圖像傳統雖然歷史悠久，且意涵因情況而異，但大多是依然與愛、快樂這一類主題有關。

大部分人更熟悉的厄洛斯，可能是他作為女神阿芙蘿黛蒂（Aphrodite）傻兒子的神話記載，專門負責（亂）射愛情箭。但實際上關於他的起源，在古典學中是略為混亂的（比如，他是否是希臘原始神之一、父母是誰等一些具有爭議性的問題），而更受後世熱衷的小胖嬰兒模樣，也是到了希臘化時代（公元前323至前31年）才形成描繪潮流【圖1】。[1] 考慮到成人版的厄洛斯十分美貌，還多才多藝擅長吹笛【圖2】，簡直可以直接出道，我們要是只認得他的嬰兒肥好像有點對不住這位帥哥。

這裡我們要聊的其實並不是這「一個」特定的厄洛斯，而是「一群」樣貌上受到他圖像影響的小孩，以及他們在希臘化時代及其後幾個世紀的傳播和演變。這「一群」小孩的稱呼隨著年代和上下文的變化而不同：當他們作為阿芙蘿黛蒂的隨從們時，可以概括稱為厄洛特斯（Erotes）；相應地在古羅馬藝術中，則是普蒂（Putti，Putto的複數）或阿莫里尼（Amorini，Amorino的複數）。這些稱呼並沒有嚴苛的使用標準，只要還沒跳出古希臘羅馬藝術的框架，隨便哪個小胖怎麼叫都不會錯到哪裡去。

或許是因為他們攜帶幾種寓意的普世性，及其造型與裝飾藝術的高適配度，古羅馬藝術從希臘藝術接手這一母題後，開始了流水線生產和國際性營銷。在公元2世紀左右，普蒂已是地中海一帶家喻戶曉的形象，雖然較少作為主角登場，但風靡程度絕不輸我們沙拉醬上的丘比。他們常以「一群」為單位，常見於羅馬石棺（Sarcophagus），時而伴隨主角出現，時而和其他動物圖案作組合，或自身以裝飾圖案出現，而重複性最高的表現或許是「擔花綱」普蒂【圖3】，也就是幾個普蒂抬著連續的花圈圖案（看起來略像一條巨蟒）。

「擔花綱」普蒂在希臘化時代晚期已經出現，它不僅被羅馬藝術迅速吸收和發揚，在受到希臘化文明波及，或與羅馬帝國保持聯繫的地區均有體現，從近東、埃及到印度，這群擔花綱的小孩在公元初幾個世紀都備受歐亞社群的喜愛。[2]

「亂入」到佛教藝術中的古希臘羅馬小愛神？

同樣是興盛於公元2世紀左右的犍陀羅藝術（Gandhāra，今阿富汗東部與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帶），擔花綱的小朋友們客串了當地的佛教圖像【圖4】。雖然他們的造型大抵已本土化（通常沒有翅膀，髮型、著飾物也各不同），但我們依然可以辨認出那群胖乎乎的裸體小孩扛著花圈的大概樣貌。這類犍陀羅浮雕一般裝飾在環繞窣堵坡（stūpa，即舍利塔、佛塔）的底座或鼓面上。

那麼問題來了：都跑到佛塔上了，這些小孩還能是厄洛特斯、普蒂或阿莫里尼嗎？他們和西方小胖有關係嗎？細心的讀者肯定還會追問：說好的小翅膀去哪裡了？

其實，我們並沒有明確的證據指明這些小孩在佛教藝術中應如何稱呼，現代學界也因其外貌近似西方的例子而習慣性地稱他們為小愛神。但這並不代表學者們認為古希臘、羅馬神話直接進入了印度佛教的系統。擔花綱童子在佛塔上的出現，更多的作用是對佛陀、佛事和佛法的崇拜與慶祝，同時具有一定的裝飾作用。如果硬要追究童子們的真身，筆者認為他們更可能是一些夜叉類（Yakṣa）的百變小精靈，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擔花綱人物不僅不可愛，還長相古怪，偶爾還長出鬍子！

另外，擔花綱人物並不限於犍陀羅藝術，印度其他地區（如馬圖拉 Matura、阿馬拉瓦蒂 Amaravati 等）的佛教浮雕上也頻繁出現了此類圖像。不過，犍陀羅的例子在造型上確實是目前已知最接近於西方原型的，這主要歸因於該地區的歷史和地理環境的特殊性——作為古代東、西方文明和貿易交往的必經之地，當地的佛教藝術融匯了大量來自地中海、近東、中亞和印度的圖像元素。加之與羅馬石棺浮雕的雷同性，學界普遍認可印度例子具有西方來源。有趣的是，關於犍陀羅的擔花綱圖像究竟是取自希臘或羅馬藝術，仍存在一些爭論。[3] 而該圖像傳統也因佛教的傳播，後流入古代中國西域地區，比如在現今新疆若羌縣米蘭遺址和于田縣胡楊墩佛寺遺址中均有發現。

佛教藝術中的帶翼童子

那麼，長著翅膀的裸體小愛神跑去哪裡了？他難道被這個抵達亞洲的「希臘羅馬圖像大禮包」漏掉了嗎？怎麼可能。

在中亞考古遺址發現的大量地中海進口貨和具有希臘化風格的物件中，包括了不少帶翼的裸體小孩。除犍陀羅以外，在阿富汗的貝格拉姆（Begram）和蒂拉丘地（Tillya Tepe）等遺址，都出土了厄洛特斯。顯然，帶翼小愛神們在遙遠的東方也曾有不錯的市場。

這些外來圖像對本地的佛教藝術提供了素材上的靈感，限於篇幅，這裡僅展示幾個例子。我們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布特卡拉佛教遺址（Butkara I，Swat，Pakistan）的出土物中，就看到了一個長著翅膀，右手持花環的裸體小孩【圖5】。浮雕以外，還有存世更稀少的壁畫證據，比如在阿富汗哈達塔帕卡蘭寺院（Tapa Kalān，Haḍḍa，Afghanistan）發現的佛龕【圖6】，在坐佛的後側壁面上方，有兩個飛翔的半裸小童，各抱著同一個花圈的左右邊，呈對稱構圖。哈達的例子，十分直觀地展現出這個時期中亞的佛教藝術，是如何巧妙地將「厄洛特斯」這個外來母題融入到本土信仰的語境中。

值得一提的是，繼承了中亞和印度佛教藝術傳統的西域藝術，並沒有遺忘這群可愛的帶翼童子，這些圖像一直活躍到公元7世紀左右，在今新疆地區的不同遺址均有發現他們的蹤跡。其中，最負盛名的是一個傳出自庫車地區蘇巴什佛寺遺址的木質舍利容器，蓋子上繪有一組演奏各種樂器的帶翼人物【圖7】。在這群人物中，尤其是那個吹笛子的童子，似乎在遠離地中海文明中心的東方喚起了我們對厄洛斯的圖像記憶，但他已然不再伴隨阿芙蘿黛蒂出現，而是在另一個世界吹奏妙音佛樂。這些例子讓我們一窺古代跨文化藝術的巧妙和有趣，一些經典的圖像在不同的文化圈和時空內被反覆使用，散落在歐亞大陸的各個角落遙相呼應。

[1] Antoine Hermary, Hélène Cassimatis, and Rainer Vollkommer, “Eros,” Lexicon Iconographicum Mythologiae Classicae 3.1 (1986): 850–942.

[2] John Boardman, The Diffusion of Classical Art in Antiquit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4), pp. 130–131.

[3] Peter Stewart, “Roman Sarcophagi and Gandhāran Sculpture,” in Wannaporn Rienjang and Peter Stewart eds., The Global Connections of Gandhāran Art (Oxford: Archaeopress, 2020), p. 55.

參考資料

Antoine, H., Cassimatis, H. and Vollkommer, R. “Eros.”  in Lexicom Iconographicum Mythologiae Classicae 3.1 (1986): 850–942.

Boardman, J., The Diffusion of Classical Art in Antiquit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4.

Errington, E. and Cribb, J., eds., The Crossroads of Asia: Transformation in 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rt of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Cambridg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Stančo, L., Greek Gods in the East: Hellenistic Iconographic Schemes in Central Asia.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and Karolinum Press, 2012.

Stewart, Peter, “Roman Sarcophagi and Gandhāran Sculpture,” in Wannaporn Rienjang and Peter Stewart eds. The Global Connections of Gandhāran Art (Oxford: Archaeopress, 2020), pp. 5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