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于瑄

公共議題與藝術行動的關係：專訪藝術團體空城現場

臺灣的城市發展迄今為止，桃園航空城為其中規模最大的區段徵收案，自2020年啟動搬遷作業後，原始的地景面貌正快速消失，屬於地方的歷史、文化也連帶消散，在高速開發的背後人們究竟犧牲了什麼？我們又該如何面對無法復返的過去？這些疑問成為筆者心中待解的難題。

2022年，王正祥與林彥翔組成藝術團體─空城現場，^[1] 跨足於都市計畫研究、地方文史調查與當代藝術創作之間，長期浸潤在大園與蘆竹一帶，以藝術與文化行動的開放特質介入現場，企圖揭露都市開發背後造成地方文化與記憶消逝的公共議題。

兩位藝術工作者透過影像記錄、走讀活動、刊物出版等方式，將空城現場的破碎與難堪帶入公眾視野中，使得因都市高速開發與破壞而無處安放的情緒能夠被知覺，空城現場宛如福斯特（Hal Foster, 1955-）所言「作為民族誌研究者的藝術家」（Artist as Ethnographer），^[2]為臺灣當代藝術與社會互動的一種樣式，展現藝術行動處理社會議題的豐沛潛能。^[3]

Ｑ₁：想請兩位藝術工作者就過往的藝術行動／計畫的經驗出發，分享各自認為在促進公共議題討論時，藝術創作所具備的優缺點是什麼？

王正祥（以下簡稱正祥）：因為我自己不是藝術創作背景出身的人，我是念都市規劃，同時也涉略人文地理，所以我過去沒有做過藝術創作，或所謂可能出現在場館中的一件藝術作品，因此我對於藝術的認知比較是從人文地理學出發，使得過去我做的行動大多是面向都市發展，並且主要與地景消失此文化議題有關。面對一個消失的地景，然後看到它的歷史跟很多人的記憶在裡面消失，我覺得藝術就好像是一個感性的窗口，這個窗口不受制於都市規劃的體制，因而可以討論都市發展或地景裡面的感性課題，這些課題恰巧是都市計畫領域所容易忽略的部分，所以我自己認為藝術創作在其中的優點，便是它有一種勾動不同領域跟學科的能力。

林彥翔（以下簡稱彥翔）：其實我一直覺得做創作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因為我們在談的事情可能有一些是很沈重的公眾議題，它不見得要用很直接的方式表達或提問，如果用槓桿類比的話，藝術創作在促進公共議題中的角色，其實就像一個很小的支點，但能夠把一個比較大的事情舉起來，在整個角力的過程中，它可能算是一個滿有力道的工具、方法或媒介。但是，缺點就是它有一定的閱讀門檻，因為我們面向的對象大部分是居民或是公眾，其實很多時候會需要一些背景知識或地方認識，而要怎麼去把這個門檻降到最低，也是我們有在嘗試做的事情。

Ｑ₂：兩位藝術工作者其實在過往是有截然不同的專業背景，彥翔是藝術創作、正祥則是都市規劃出身，那麽各自不同的專業在投入公共議題時，處理的方式有什麼不同？會面臨到的難題是什麼？

彥翔：回到一開始決定做這個計畫之前，其實我很早就在當地拍照片、影片，但現場需要面對、處理或解決的事情，我原本學的專業並不一定能夠使力，這可能是最一開始會面臨到的難題，所以其實不管是我還是正祥都花很多時間進行前置作業，經歷很長時間的累積，不論是建立人的關係還是地方的研究。另外，現場行動和獨自創作截然不同，譬如我們辦活動就需要大量人手的幫忙，藝術家的主體性其實會退到很後面，反而變成一個組織者負責串連不同的網絡，待所有事情安排到位之後，可能我們就退位退到很後面，變成記錄者或是參與者。^[4]

正祥：我覺得因為城鄉所一直都是很強調社區參與的一個實踐型研究所，所以有很多類似的訓練——系統性地進入社區、和人互動，我大概就是因為這樣有一點誤打誤撞地進到藝術與文化這個領域裡面做行動。但是都市規劃專業者常常需要進到一個都市空間營造的體制中工作，好像必須有一個位置或職稱，並且需要用很理性的方式去回答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而藝術行動進到社區所關注的是與人更為切身的問題，它可能跟歷史、記憶的流逝等感性層次有關，藝術行動好像會是一種比較自由的狀態，不管是它的角色或討論議題的層次，引用剛才彥翔的說法——藝術行動就像是一個支點，它可能會是一種更具包容力、更有創意或巧妙的一種解決方案。

Ｑ₃：剛剛兩位都有提到進到現場和當地居民進行互動，甚至其實一開始是抱持著交朋友的心態，建立信任後才推進藝術創作，想問兩位認為藝術工作者，能不能夠藉由他人的生命之眼來進行創作或展開行動？

彥翔：這題其實我們一直有很大的拉扯，例如前陣子我們要放阿姨的紀錄片，但我們其實有一段時間沒有跟阿姨聯絡，這樣我們能不能再把這部片拿出來放，我是覺得可以，但正祥就有不一樣的想法，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兩個人都必須要處理的課題：假如我們拍攝並紀錄一個人的生命，我們是簽了合約之後就可以無限使用嗎？又或者要如何延續我們跟這個人的關係？

正祥：我覺得當然可以通過別人的生命之眼進行創作，如果從我們的脈絡出發，我們最在乎、重視的還是倫理問題。簡單來說，假如這些人是你很好的朋友，當你要做創作的時候，他們是不是被剝削？或者是否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我覺得照這個方式去做判斷，可能是對我們來說比較準確的一個方法。我們跟這些人不是合約關係而是朋友關係，我們也還在調整與居民間的關係，試圖尋找一個平衡的相處模式。

Ｑ₄：關於在數年藝術計畫間的所有檔案、物件等最終會如何保存？桃園正規劃成立「航空城城市記憶博物館」，倘若地方政府期望能夠與團隊合作並典藏這些物件，兩位藝術家會希望如何進行合作？

正祥：目前相對整個開發涉及金額，投入航空城博物館籌備的資源非常少，主管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的能動性低，與如此廣闊的文化地景消逝而言是杯水車薪，所以有很多重要的東西其實一直在流失。而它應該需要更多的公共參與，更加開放地容納不同的聲音，而不僅是依靠政府單位的論述進行建構，這樣才會是健康的狀態。尤其像是我們以及流動於居民間各種外於主流開發意識型態的異音，雖然在官方聽來刺耳但確實在發聲，這個開發案所忽略的太多了，不管是地方的記憶還是文化，這個空間中藏有的任何東西包含情感，在官方的論述中已經被嚴重忽視，所以我們才有工作的空間持續轉換文化意義。我們也期待能夠和博物館合作，先前其實有和一些外包廠商聯繫，他們也有紀錄我們撿拾、收藏的東西，我想如果這些東西進到博物館，它們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的累積，能夠將這些故事不僅告訴現在的人更能傳達給未來的人，向大眾訴說在城市開發的背後犧牲了什麼。 ^[5]

彥翔：我想補充說明一下，剛剛正祥提到的外包廠商，其中存在一個我覺得很大的問題，他們的籌備全部都只是數位建檔而沒有實體典藏，但很多東西可能在居民搬遷的過程中就丟掉了，背後的故事就消失了，這件事情相當可惜。我覺得最理想的狀態是他們能夠把我們手上的資料全部好好地帶走、處理，我們並沒有想要將這些東西變成我們的資產，它們其實還是屬於公眾能夠調度、觀賞的公共資源，只是現在沒有一個合適安放的位置，所以我們先暫時把它們保存起來。

[1] 欲了解更多空城現場相關的資訊，推薦瀏覽藝術團體的粉絲專頁，其中有許多團隊曾參與的活動記錄，亦有許多王正祥撰寫的文字、林彥翔拍攝的照片等。空城現場，《空城現場Facebook粉絲專頁》（2022.04.27），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DelayedTakeoffFromTaoyuan/?locale=zh_TW＞

[2] Hal Foster, “The Artist as Ethnographer?," in George E. Marcus and Fred R. Myers eds., The Traffic in Culture: Refiguring Art and Anthropolog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302-309.

[3] 關於空城現場的行動方法與軌跡，推薦閱讀何睦芸所撰寫的文章，其以自我燃燒的土炮式作法形容空城現場數年來遊走在即將被開發的現場，憑藉兩個人的努力集結眾人記憶，為過往的生活留下痕跡。何睦芸，〈逆著風繞道，延遲起飛：「空城現場」的行動軌跡〉，《國藝會線上誌》（2024.08.07），網址，＜https://mag.ncafroc.org.tw/article_detail.html?id=8a808285909e4dec01910d3e166300e0＞

[4] 公視節目「藝術很有事」以空城現場為主角製作的集數中，便側面記錄下兩位藝術工作者與在地居民互動的模式、及在現場辦活動時扮演諸多的角色。〈藝術如何回應社會｜EP.108 空城現場：留下一條回家的路〉，《藝術很有事》（2025.02.28），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7Hw6DgWdOM＞

[5] 情感、記憶、歷史與文化並不能夠被統一估價、論述，如忘卻了這一點，整座都市的開發或博物館的建構，都將因充滿缺失而變得單薄、無力。關於無法被金錢量化的土地與歷史，推薦觀看：陳信聰、王正祥，〈從航空城、捷運綠線、中壢運動公園的大型開發來看都市擴張下的桃園：一座城市消失的聲音〉，《我們的島》（2023.01.12），網址，＜https://ourisland.pts.org.tw/content/9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