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裝探員

工業革命創造了新的生產方式，形成新的產業與需要的勞動人口，發展出新的社會型態與議題。大量的工人自19世紀起也逐漸在許多國家中成為鮮明的階級，更是許多社會改革者、記者、作家等關注的焦點。然而，描繪工人為主角的圖像在過往的繪畫中並不多見，反而是在19世紀發明的攝影鏡頭下，這些勞動者的輪廓才變得鮮明。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工人的各種議題則從另一個方向同步地擴展開來，不只跨越了國家的界限，也跨越了不同的時代。若從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資本論》（Das Kapital, 1867-1894）來看，這裡所謂的另一個方向，可以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挑戰，若從現代藝術來看，工人的議題也曾在19世紀撼動過貴族與新興中產階級所支撐的傳統美學。即便在20世紀動盪的政治局勢中，許多工人的議題容易被簡化成共產思想，描繪工人的繪畫也被視為社會主義的政治宣傳，但是工人的抗爭卻實際地推動許多國家制定相關社會政策。直至今日，各國的工人議題並未結束，從不同國家與不同世紀的工人攝影我們可以觀察到什麼呢？當2017年林立青（1985-）的著作《做工的人》與相關影視作品在台灣掀起討論後，新世代的藝術家又是如何「看見」工人呢？

張開「工人之眼」

出版有《煤炭文化：拍攝礦採地景與社群》（Coal Cultures: Picturing Mining Landscapes and Communitiest, 2018）的學者普萊斯（Derrick Price）在《攝影學批判導讀》提到紀實攝影的紀實（documentary）概念與19世紀下半葉特殊的社會調查發展有關：「『真實』，在此反應了一種階級分類。經過一連串調查與記錄窮人生活的大規模計畫下，當攝影已成了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元素時，多年以後，這種反應仍遺留在這些紀實作品中。」^[1] 19世紀下半葉，在許多社會調查中，工人與貧困的人被看作同樣的對象下，聚焦工人自身的攝影則不多見。普萊斯指出要到20世紀初期，才有像是美國攝影師海因（Lewis Wickes Hine, 1874-1940）這樣仔細研究童工，或是1920到1930年間他所整理的「工作肖像」（work portraits）系列等作品【圖1】。^[2] 然而，中高階級的調查者如記者、慈善家、社會改革者等，投射在工人身上多數是憐憫的眼光，或是針對勞動環境的寫照，工人則容易在階級落差中被異化或奇觀化為他者。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不只藝術家開始自視為工人，將日常生活的需要導入藝術，開創可量產的工業設計產品，在攝影方面，工人攝影作為一種特殊的類型也開始獲得討論。 學者杜可魯斯基（Maciej Duklewski）在關於1920到1930年代工人攝影運動的文章中，提到共產國際在柏林分支發行的影像雜誌影響了後來的《工人畫報》（Arbeiter-Illustrierte-Zeitung, 1921-1938），同時間德國的共產黨也成立培養工人製作影像的宣傳部，進而催生德國業餘工人的攝影運動，像是1926年創立的德國工人攝影師協會（VdAFD），爾後又有月刊《工人攝影師》（Der Arbeiter-Fotograf, 1926-1933）的發行【圖2】，^[3] 其中1930年的七月號可以讀到由德國共產黨基進黨員霍恩勒（Edwin Hoernle, 1883-1952）提出的「工人之眼」（the Worker’s Eye），霍恩勒認為銀行家、實業家、中產政治家等資產階級的腦中存在某種障礙，會避免其它階級的形象進入自己的意識裡，同時，數百萬的工人也無法從自己的階級利益學會觀看，反倒是電影、影像雜誌與廣告早已訓練他們像小資產階級那樣地觀看，灌輸他們「虛榮的崇拜」，對此霍恩勒假設如果資產階級可以從無產階級的視角觀看，他們拍攝的不會再是美麗的人，而是令人反感的人，會是對社會的控訴而不是對美學沉思的邀請，因此，對霍恩勒來說，攝影是一種武器，當工人攝影師被部署到抗爭的前線，可以教會他們的戰友們如何去觀看。^[4] 隨著這些攝影雜誌的努力，工人也擁有調查者的相機與觀看的權力，工人與工人們團結的影像得以被傳播。

工人的身體

在台灣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樣的工人攝影呢？台灣的勞工運動可以追溯至1928年由蔣渭水（1888-1931）與台灣民眾黨（1927-1931）在日治時期合力推動的臺灣工友總聯盟，但在威權政體下，勞工的聲音難以被聽見，直到1987年解嚴後出現工黨（1987-2022）的政黨外，也開始有罷工運動。各種維護勞動權的法案訴求相繼發聲，像是1993年11月在號召工人的立法大遊行中，勞工職災的問題得以被提出來。出生於南韓來台灣求學的攝影家何經泰（1956-）在1980年代任職過多個雜誌報刊的攝影記者，藉由投入勞工運動組織的室友陳素香（1960-）介紹，認識了工傷協會，創作了從身體去思考的《工殤顯影》攝影系列，在1996年於台北攝影藝廊展出。^[5] 這系列的影像除了聚焦在傷口的呈現，過程中也借用拍立得的顯影方式進行影像實驗產生拼貼的效果【圖3】，每張肖像更以標題直接作為控訴，像是「呂德瑜：電擊，奪去我的左腳／台北」、「陳易志：我的生命從16歲起切成兩半／台北」等。^[6] 《工殤顯影》赤裸裸地揭開工人負傷的身體部位，也以拼貼相紙的效果揭露影像的破碎性，近一步地觸發觀者的惻隱之心去關注工人的議題。

不同於《工殤顯影》控訴的影像，1995年七月的《台灣光華雜誌》刊登了從工頭起家的劉清儀（1957-）所拍攝的「工人群像」，^[7] 攝影師透過攝影鏡頭撰寫自己在工地的營造日誌，拍攝計畫持續一年，其中的各種特寫鏡頭記錄了混泥土工人赤裸的胸前貼有紗布的傷口、挖擋土柱工人從坑洞內出來時渾身沾滿泥漿殘屑的背部、或是構圖切斷頭部只見彎下身綑綁鋼筋的身體姿態【圖4】，都可以見到同為工人出身的攝影師，以黑白攝影突顯工人在勞動中的身體，試圖引領觀眾感同身受他們辛勞的汗水，讓觀看成為關照，形成一種負重的體感特寫，傳遞到觀者的身體感受。不論是何經泰的《工殤顯影》或是劉清儀的工人群像，呼應近年林立青的文字著作《做工的人》與相關的影視改編作品，^[8] 觀察者以記者或相同的工人身份觀察勞工族群的同時，也從關注轉向關照與體恤他們辛勞的生命經歷。

[1] 德瑞克・普萊斯，〈探索者與探索之事物：關於攝影與攝影之外〉，莉茲・威爾斯編，鄭玉菁譯，《攝影學批判導讀》，（台北：韋伯文化，2005），頁96。

[2] 德瑞克・普萊斯，〈探索者與探索之事物：關於攝影與攝影之外〉，頁102-105、108。

[3] Maciej Duklewski, “Worker’s Photography Movement of the 1920’s and 1930’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Possibilities in Poland,” View.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Visual Culture, 2021, https://www.pismowidok.org/en/archive/2021/31-visuality-of-social-classes/workers-photography-movement-of-the-1920s-and-1930s (accessed Feb. 18, 2025).

[4] Maciej Duklewski, “Worker’s Photography Movement of the 1920’s and 1930’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Possibilities in Poland,” View.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Visual Culture.

[5] 鄧博仁訪談與撰文，〈何經泰〉，《攝影訪談輯》，姚瑞中、鄧博仁主編（台北市：田園城市，2024），頁108-109。

[6] 鄧博仁訪談與撰文，〈何經泰〉，頁96、98。

[7] 張蒼松文，劉清儀影像，〈工人群像〉，《台灣光華雜誌》（1997. 7），網址：<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en/Articles/Details?Guid=4da99881-b602-4a5e-bc56-580f1a9202ed&langId=1&CatId=12&srsltid=AfmBOopqGxQzRNtZaqlhGHZxKMTIr6dHoTCCf1K_ZpRN4snH47Dfe8_n>（2025年2月18日檢索）。

[8] 林立青，《做工的人》（台北市：寶瓶文化，2017）。林立青原著，鄭芬芬執導，《做工的人》，大幕影藝，電視劇共六集，2020年播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