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杰儒

侵略、討伐與掠奪雖無法完整詮釋歷史的全貌,卻是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驅動力量之一。藝術史作為理解世界、承載回憶的重要途徑,從多重層面揭示這些人為災難深植於文明結構的現實。在此脈絡中,戰爭不僅是衝突的結果,更是時間推演與權力糾葛下的表徵。

對越南而言,戰爭是國族記憶中無法抹去的刻痕,也是一個由外部勢力形塑的困境。從中國入侵、法國殖民、日本佔領、美越衝突,直至最終的南北統一,越南長期處於殖民支配與冷戰(Cold War)角力的夾縫之中,成為國際權力博弈中的犧牲場域。[1]這些創傷與經歷不僅深刻影響越南社會,更滲透至日常生活與集體敘事,構成一種難以自我修復的傷痕。即便戰後、國家統一,越南人民仍面臨如何處理戰爭遺緒、[2]重建自我身份與集體回顧的重大課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越南藝術家選擇正視苦難,透過創作回應現實。他們不僅描繪戰場的殘酷與破壞,更深刻揭示人民在戰火中所承受的苦難與生命韌性,並展現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本文將聚焦越南近現代美術創作者——如阮杜宮(Nguyễn Đỗ Cung, 1912-1977)、阮薟(Nguyễn Hiêm, 1917-1976)、鄧德生(Đặng Đức Sinh, 1927-1996)與阮光壽(Nguyễn Quang Thọ, 1929-2002)等人,探討他們如何透過繪畫回應時局經驗,並在面對外來災劫的同時,藉由圖像語言形塑集體記憶與家國認同的想像。

直擊現場:圖像裡的戰爭敘事

1954年,法軍在「奠邊府戰役」[3]中慘敗,隨後日內瓦會議決議將越南分為南北兩方,象徵冷戰格局正式投射至東南亞。南越擁抱自由主義,依賴美國支持;北越則選擇共產主義陣營,背後有蘇聯與中國的援助。1955年,南越舉行大選,吳廷琰(Ngô Đình Diệm, 1901-1963)當選總統,建立「越南共和國」;北方則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4]由於雙方分屬敵對陣營,意識形態對立使得南北關係長期陷於緊張與對峙,藝術也隨之被納入意識形態的戰場。[5]

在北越,「以黨領藝」的文化政策使藝術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使藝術家成為文化戰線的一員,肩負意識形態宣傳與革命動員的任務,必須遵守官方主導的風格,讓藝術家多以工農兵為創作主體,作品須彰顯革命精神、集體奮鬥與民族團結等「正面」價值。導致許多藝術家親赴前線,與士兵共同生活,透過寫生與速寫記錄現場實況,以畫筆強調革命的正當性與人民團結抗敵的精神。這樣的創作模式使北越藝術日漸朝向社會寫實發展,無論是雕塑、繪畫、文學、戲劇或電影,皆遵循相似原則。曾任越南美術館館長的阮杜宮,其代表作《羅海游擊隊》(Du kích La Hai, 1947)【圖1】描繪抗法戰爭初期,富安省綏和地區的游擊隊在溝渠邊進行射擊訓練。畫面結合寫實筆觸與印象派之光影技巧,運用鮮明紅藍色調的明暗對比,營造出烈日當空的午後氛圍,彰顯軍民一體、堅毅抗敵的精神風貌,展現出「全民皆兵」的抗戰戰略。[6]

【圖1】阮杜宮(Nguyễn Đỗ Cung),《羅海游擊隊》(Du kích La Hai),1947年,水彩、紙,38x51cm,私人收藏。圖片來源:作者楊杰儒攝。

同樣擅長軍事主題的畫家的阮光壽與阮薟,其作品亦將戰爭視為一場跨世代的苦難。他們創作如《1975年的春天陽光》(Nắng xuân 1975, 1975)【圖2】與《尋于之戰》(Trận Tầm Vu)【圖3】等作,透過具動態張力與戲劇性的畫面重現歷史關鍵時刻。前者描繪西貢解放的歡騰時刻,畫面充滿閃耀的光彩,象徵南北統一與民族團結,在歡慶之中蘊含軍民歷經戰火的悲喜情緒,亦肯定了「人民戰爭」的正義力量;後者則聚焦抗法時期,農民僅以簡陋的武器對抗現代化裝甲與重砲的情境,以強烈對比表現南方人民反抗殖民的意志與苦難,突顯不對稱衝突下的悲劇性。[7]

【圖2】阮光壽(Nguyễn Quang Thọ),《1975年的春天陽光》(Nắng xuân 1975),1975年,油彩、畫布,80x120cm,私人收藏。圖片來源:作者楊杰儒攝。
【圖3】阮薟(Nguyễn Hiêm),《尋于之戰》(Trận Tầm Vu),1948年,油彩、畫布,尺寸不詳,私人收藏。圖片來源:作者楊杰儒攝。

這些作品突破單一英雄敘事,轉向強調群體經驗與集體共鳴。圖像不再只是勝利的頌歌,而是深刻凝視苦難、回應過往的視覺表達。藝術創作成為情感的載體,透過描繪集體受苦的身體與共同奮戰的畫面,藝術家試圖將民族創傷轉化為可承擔、可共感的共有經驗,為戰後和平建構與認同重塑奠定文化基礎。

戰爭的記憶與記憶裡的戰爭

在戰爭經驗的長期沉澱下,對越南而言,藝術不僅記錄了傷痛,更逐步轉化為一種修復機制。相較於政權主導的宏大敘述,一些藝術家選擇轉向更為個人、細膩且富含情感深度的表現方式,重新描繪人民在災難中所經歷的苦難、哀傷與堅韌,使藝術承擔起連結情感、撫慰傷痕與再詮釋時代經驗的多重角色。這樣的轉變,讓藝術似乎不再只是服膺於政治目的的宣傳工具,而轉化為一種對抗遺忘的力量,透過視覺語言修補集體的裂痕。

藝術家透過重構場景、召喚情緒與編織象徵,使觀者得以重新凝視曾經的現實,進而激發共感與反思。例如曾獲越南國家文藝獎的藝術家鄧德生,其作品《每個村莊》(Ở mỗi xóm, 1984)【圖4】描繪了三名農村婦女的肖像,象徵三個不同世代。她們皆曾歷經戰爭的洗禮,承受無數犧牲與悲傷。[8]在畫面中,三位寡婦靜坐於一片靜謐氛圍之中,僅有中間婦女的頭上繫著白色孝布,顯示她正處於哀悼之中。她神情哀傷且嚴肅,瘦弱的身體向前傾斜,彷彿在無聲中訴說內心的沉重。畫面的筆觸由細緻轉為粗重,搭配暗色調的運用,使整體氛圍更顯凝重。女性形象的層次推進與情感深度,不僅傳達對逝者的哀悼,更展現出女性在暴力陰影下堅毅生存的經驗。此類作品展現了藝術在戰後社會中,如何成為情感修補與意義重構的場域。不僅承載集體的感知經驗,也成為後世理解自身認同與文化位置的重要媒介。

【圖4】鄧德生(Đặng Đức Sinh),《每個村莊》(Ở mỗi xóm),1984年,油彩、畫布,83.5x109cm,私人收藏。圖片來源:作者楊杰儒攝。

然而,隨著動亂結束與國家統一,相關印象並未隨和平而消散,反而在觀光與消費之中獲得再生。儘管越南政府強調「越南不是戰爭,而是一個國家」,戰爭的痕跡仍深植於社會,甚至成為旅遊與文化消費的核心素材。今日的旅遊書籍、社群媒體仍詳細記錄胡志明小徑(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古芝地道(Địa đạo Củ Chi)與戰爭遺跡博物館(Bảo tàng Chứng tích Chiến tranh)等地點,外國遊客藉由這些遺址「體驗」一場「他人的戰爭」,而戰爭彷彿是一場被浪漫化的藝文創作。同樣頗具盛名的連鎖咖啡館「Cộng Cà Phê」則以戰時生活為主題【圖5】,店內裝潢融合住家、食堂、學校、軍隊或工廠等氛圍,並大量使用物資配給時期的票券、舊家具與共產海報,營造出一種懷舊式的消費景觀。這些對戰爭遺產的再利用,既回應時代的文化需求,也拓展了藝術於社會中的角色,讓曾發生的戰役不再只是風塵的往事,成為當代持續生成,重新想像與再詮釋的文化場域。

【圖5】越南知名連鎖咖啡廳品牌Cộng Cà Phê,以越戰時期的檔案與照片當作裝飾。

後戰爭:美學化與記憶的修復

越南藝術史展現了藝術家如何在戰亂之中見證現場、記錄苦難,並在和平時期透過藝術反思戰爭的遺緒。從抗戰時期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繪畫,到戰後轉向象徵與隱喻的創作手法,表現每一個變局的磨難,而越南藝術歷經風格與語彙的轉變,卻始終圍繞著他國暴力、歷史創傷與人民韌性的主題。

在這樣的演變過程中,藝術成為對抗遺忘的力量,使特定時代的經驗得以延續與轉化。同時,也提供了另類的視角,幫助人民、遊客理解戰爭與和平、自我與他者、過去與未來之間錯綜的關係。而戰爭敘事在畫布上延續,也在當今視覺語境中轉化——越南藝術的發展,不僅是災難的凝視,更是一場面對傷口與追尋和平的文化對話。

[1] 「1406-1407年明朝大軍攻擊並短暫佔領越南,但之後撤退;18世紀末,清朝入侵,但被越南擊敗;19世紀末,法國「保護」越南,實為殖民,但法軍在1954年奠邊府一役被越南擊垮、撤離;之後美、蘇兩大集團在越南進行代理人戰爭,秀麗的江山化為焦土,然而1975年美軍黯然離開;1979年中共進軍越南,終究撤軍。」嚴智宏,〈從《牧牛圖》看近現代越南人對生活的想像〉,《臺灣東南亞學刊》16卷1期(2021.04),頁130。

[2] 「所謂戰爭『遺緒』,意謂在空間及日常生活中,因戰爭而衍生出的、完而未完的種種生命樣態、生活形式。它可能是創傷經驗,也可能是國族認同、意識形態、話語形構之於個人生命與國家社會的規訓,讓現實已結束的有形的戰爭,轉化為另類的隱形戰爭。」梅家玲,〈後戰爭〉,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與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新北市:聯經文庫,2019),頁159。

[3] 1954年發生在越南北部奠邊府的大型會戰,由越南民主共和國與中國援軍對峙南越政府和法國軍隊,最後由越共拿下勝利,此役中北越軍隊運用中蘇援助的高射炮組成防空網,使法國空投部隊損失慘重,最終取得勝機,也結束了法國在越南長達70年的殖民統治。

[4] 小倉貞男著,林巍翰譯,《半島之龍:越南脫離中國,追求自由與認同的原動力》(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2020),頁370-388。

[5] 嚴智宏,〈官方論述下的「他者」:南越「解放」前後的繪畫雕塑〉,《藝術評論》41期(2021.07),頁3-7。

[6] Thời gian đăng, “Đôi nét về Họa sĩ Nguyễn Đỗ Cung qua sưu tập của Bảo tàng Mỹ thuật Việt Nam,” Bảo tàng Mỹ thuật Việt Nam, June 18, 2021, https://vnfam.vn/vi/tin-tức-hoạt-động/60cc07548f1d3e002a4cc368 (accessed April 10, 2025).

[7] T.C, “Họa sĩ Nguyễn Hiêm – Những điều chưa biết,” BỘ VĂN HÓA, THỂ THAO VÀ DU LỊCH, August, 2019, https://ape.gov.vn/hoa-sy-nguyen-hiem-nhung-dieu-chua-biet-ds2191.th (accessed April 10, 2025).

[8] Lê Anh Tuấn, “Sáng tạo nghệ thuật về đề tài thương binh – liệt sĩ,” Báo Hà Tĩnh, July 26, 2013, https://baohatinh.vn/sang-tao-nghe-thuat-ve-de-tai-thuong-binh-liet-si-post69517.amp (accessed April 07,  2025).

參考資料

Hội Mỹ thuật Việt Nam, Nghệ sĩ tạo hình Việt Nam hiện đại. Hà Nội: Nxb Mỹ thuật, 2009.

Lê Anh Tuấn, “Sáng tạo nghệ thuật về đề tài thương binh – liệt sĩ.” Báo Hà Tĩnh, July 26, 2013, https://baohatinh.vn/sang-tao-nghe-thuat-ve-de-tai-thuong-binh-liet-si-post69517.amp (accessed April 07,  2025).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óa Thông tin, Họa sĩ Nguyễn Hiêm, Hà Nội: NxB Văn hóa Thông tin, 2013.

T.C, “Họa sĩ Nguyễn Hiêm – Những điều chưa biết.”  BỘ VĂN HÓA, THỂ THAO VÀ DU LỊCH, August, 2019, https://ape.gov.vn/hoa-sy-nguyen-hiem-nhung-dieu-chua-biet-ds2191.th (accessed April 10, 2025).

Thời gian đăng. “Đôi nét về Họa sĩ Nguyễn Đỗ Cung qua sưu tập của Bảo tàng Mỹ thuật Việt Nam.” Bảo tàng Mỹ thuật Việt Nam, June 18, 2021, https://vnfam.vn/vi/tin-tức-hoạt-động/60cc07548f1d3e002a4cc368 (accessed April 10, 2025).

小倉貞男著,林巍翰譯,《半島之龍:越南脫離中國追求自由與認同的原動力》,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2020。

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與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新北市:聯經文庫,2019。

克里斯多佛・高夏著,譚天譯,《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8。

郭彥瑋,《越南現/當代美術史概論》,高雄市:風雅軒藝術,2017。

嚴智宏,〈官方論述下的「他者」:南越「解放」前後的繪畫雕塑〉,《藝術評論》41期(2021.07),頁1-71。

嚴智宏,〈從《牧牛圖》看近現代越南人對生活的想像〉,《臺灣東南亞學刊》16卷1期(2021.04),頁9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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