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編輯部

本次專訪，漫遊藝術史邀請到平台撰稿人：許綺玲，與我們暢談攝影、文學與翻譯。許綺玲老師擁有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學博士學位，甫自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退休，研究領域涵蓋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視覺文化、攝影史與攝影文學，她的學術棲息地，是一塊處於影像與文字間的流動空間。早年擔任《雄獅美術》編輯與翻譯，開啟綺玲老師於攝影的研究興趣，赴法求學期間，以攝影的互文性與家庭攝影為探索核心，返國後投入教學與研究二十餘年，綺玲老師的重要著作與譯作，更是喚起讀者對於當代法國文學與攝影美學的關注，尤其拓展了對培瑞克（Georges Perec, 1936-1982）、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等人的閱讀視野。

此篇訪談文章，編輯部將隨許綺玲老師回顧她的學術養成歷程，見證她如何自圖像與文本汲取養分，自在地遊走於攝影與文學領域，持續從中交織出豐富而開闊的思考場域⋯⋯

Q1：大學畢業後，您為何決定來到法國求學，修讀藝術學研究所？回國後，又從事了什麼樣的工作呢？

從台大外文系畢業後，我曾短暫在外文所繼續深造，但是對投入研究尚無心理準備，入學數月後毅然決定休學，投身職場，應徵上《雄獅美術》雜誌社。現在回想起當時的入社考試，其實相當嚴謹，甚至要求針對畫作進行分析；順利入職後，我從事的是編輯與翻譯工作，與許多對藝術懷抱熱忱的年輕人共事，這段經歷非常愉快，然而此時的內心，卻也始終存在著想「飛出去」的念頭。大學期間，我修過法籍外師的課並加入電影社，還有各種機會接觸法國經典及當代電影，原便對法國抱持興趣，再加上於戒嚴期間，受到朋友克服困難赴法留學的鼓舞，出國的渴望愈發強烈，又相較大學同儕多因移民考量選擇美國，前往法國求學於我而言更具吸引力。

成功抵法後，因爲對藝術的廣泛熱情，我申請了巴黎一大（Université Paris I）的藝術學研究所，盤算著可多方面地接觸電影、音樂、攝影與文學等，於一大一路攻讀藝術學學士、碩士、博士預備班（DEA）的三年期間，我也註冊了羅浮宮學院（École du Louvre），修習上古至當代的藝術史課程，並有機會隨講師參訪相關博物館，增進世界美術史的認識（但我並未參加學院的任何期末考試）。回國後的最初五年，我主要在輔大法文系兼課，同時在比較文學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同時間，我也曾到成大藝研所和北藝大短暫兼課。直到2001年，才最終塵埃落定於中央大學法文系。

Q2：您在巴黎一大藝術學所的碩論與博論題目，皆與攝影有關，先是攝影的互文性，再是家庭攝影。[1] 請問您對攝影產生研究興趣的契機是什麼？又為何朝此倆主題邁進呢？

追溯起來，我的研究題目關鍵地汲取自過往的工作與課堂經驗。碩論最早的養分之源，便是來自於雄獅工作期間，因主要負責攝影方面的文章，而公司擁有著非常豐富的國外攝影資料，讓我可查看到不少珍貴的相關文獻，這點著實令人收穫匪淺；爾後到法求學，課堂報告也因前述的工作關係和個人興趣使然，大多與攝影相關。因此碩論題目的訂定，部分關聯於我在雄獅經手過的一篇文章，旨在探討繪畫的「模擬」（imitation）與「變形」（transformation）關係，分析畫作間的關聯與演變，加上因在法修習了一堂同為「模擬」主題的美學理論課，盡讓我意識到自己對藝術作品中的「變奏」，一種對於媒材內部之關聯性的深感興趣【圖1】，令我觀察到相較文學與繪畫，針對「攝影的互文性」展開的研究甚少，更激發我投入這項研究主題的決心。[2]

往後進入博士階段，我的鑽研對象又再縮限，聚焦至「家庭攝影」，追究攝影家如何拍攝家人，與其如何模仿無名家庭照之範式進行創作，也探討一般民眾拍攝的家庭照等，各種環繞著家庭與攝影的創作。研究家庭攝影之因，可說受到巴特《明室》的啟發，讓我關注起攝影的民間用途，不過最關鍵者，又須回到雄獅工作那時，我對攝影文化的好奇至關重要地啟發自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的論述，我深受她的著述鼓舞，經典如《論攝影》（On Photography, 1977）此書，使我明白具有文史背景而非美術印刷科班出身，也能從不同的角度在攝影研究上有所貢獻。可以談攝影，且將它談得好。

Q3：自 2024 年到 2025 年間，您在漫遊平台接連發表了三篇與「攝影的互文性」相關的文章。請問為何至近年，才在平台上推出此主題的文章呢？日後將撰寫更多以互文性為題的攝影文章嗎？

這幾篇圍繞「攝影的互文性」書寫的文章，主要是因我的碩論尚未以中文在台正式發表，同時，互文性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需有足夠的文化累積，達成特定社會條件，才能被人們更廣泛地理解與運用。以漫畫產業蓬勃發展的日本為例，作品之間的引用、模仿，往往可使讀者產生強烈共鳴，這般互文基礎，正是創作得以持續的前提；台灣的情境，則在解嚴之後逐漸成形，語言更自由地流動，中、英、日、台語交錯，形成各種諧音「梗」，為鮮活的日常互文實例——也因此，我希望能正名這所謂的「kuso」文化，釐清互文現象中的模糊之處：究竟一件作品是「改編」、「挪用」，還是「抄襲」？此常牽涉商業利益、法律規範與道德上的評價，並深層地引發對「原創」本質的追問。

但事實上，由互文性的角度來看，絕對的原創幾乎不存在，每件作品幾乎都有其跡可循的「前生／前身」，如不斷重演至今的古希羅神話，無不是在既有文本之上，再生其身。攝影的互文性之所以迷人，就因這經常展現的多次「重生」，一張廣告照在後世成為藝術品，它的位階轉換、在不同語境展開新生，每次的編修與再現，便如同樂曲的數回重奏，音色、音高、伴奏皆可變化，道出攝影作品同擁有一無限延展的生命樂章。回歸我已撰寫，我在文中試圖精確描寫作品之間的關係，探討一作如何生成另一新作，透過形式分析以理解作品的轉變，再由此進一步作下詮釋【圖2】。

Q4：除專攻攝影美學，您作為一位法文系教授，亦深諳法國（當代）文學，尤以法國作家培瑞克與之書寫為研究焦點。[3] 請問在文學海洋中，您是如何與培瑞克相遇？這位作家與他的文字，何以成為您細究的對象？

研究培瑞克的起點，應是源於某年參與洪藤月教授發起的跨校教學研究計畫，主題與自傳與童年敘事相關，而培瑞克的《W或童年回憶》（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 1975）立即於我的腦海中躍升，成為我研究計畫的其中一個重要素材。後來，這部作品成為契機，我開始搜讀培瑞克的所有著作，逐步完整領會他筆下文字的趣味，沉浸於他的寫作魅力中，從2004年開始陸續撰寫起相關論文，原本的研究領域跨足攝影與文學，但隨著對培瑞克的探索，我手中的研究計畫不覺間集中到了這位作家身上，愈深入，愈感受到那洶湧的創作能量——培瑞克所做之事不僅是「寫」，也參與製作電影、與藝術家合作。

至於培瑞克作品的翻譯機會，可遇不可求，我翻譯的幾本書（見註3）皆是出版社主動邀約，才得以使之在中文界問世，其中《傭兵隊長》（2014）是培瑞克年輕時曾被退稿、較青澀的作品，當年因手稿重現而再獲關注，在台出版並由我翻譯；《空間物種》（2019）則突破文學疆界，早前在歐洲便吸引了建築、地理等領域人士的關注，成為跨域應用的重要著作。[4] 這種種譯介經驗，讓我深刻體會到培瑞克作品的多面性與持續的影響力。

Q5：身為法國學者巴特論攝影的經典之作《明室：攝影札記》，此書最早且至今仍是唯一的中文譯者，可否分享《明室》一書的翻譯契機與經過？您最早於 1995 年的初版（1997年修訂版）與去年的新譯版《明室》（2024），版本之間有何值得一提的不同之處？另今年出版的《閱讀〈明室〉：隨筆寫真》又與《明室》、攝影／文學有何關聯？

與《明室》最初的相遇，始於留學法國時在書店的偶然邂逅，當時我因讀過《論攝影》而對巴特略知一二，便買下了這本書，沒想到讀後深受他的攝影哲思所吸引。那時在台灣，關於巴特的介紹相當有限，我記得第一年由法返台過暑假，曾見過陳傳興寫的一篇相關文章，此外《當代》期刊也刊載了巴特的介紹，這份雜誌對今日的讀者或許陌生，但在我們那個年代，它是眾多學子首次接觸傅柯、德希達等當代哲學家思潮的重要窗口，由一群法國留學生編撰，其中包含曾任中央法文系教授的金戴熹（金恆杰），他是藝研所李明明教授的先生。

我翻譯的《明室》，是在博論快完成時促成的，同樣曾在法國留學、專研攝影的蕭永盛先生計劃獨立出版譯本，他邀請我合作，最初的中文版由此誕生。直到現在，因舊版難尋，時報文化於是向我邀約，讓我又重啟了《明室》的翻譯【圖3】！兩版本的差異主要在於早年的文字較為濃縮，像是筆記一般精煉，新版則更白話，我力求平易，避免華麗詞藻，以貼近巴特一貫清晰直白的筆調，我還去除了腳註，直接在譯文中闡釋一詞擁有的多重字義。之外，隨著時代變遷，我也更新了一些字詞的用法，如舊譯中的「西藏」、「人妖」，現改換為「圖博」、「變裝者」，以符合如今的社會認知。

再來，雖然新譯本因版權問題，未能收錄原版導讀【圖4】，但我在今夏的新書《閱讀〈明室〉：隨筆寫真》（2025）【圖5】，再度納入了它的身影，並於此書摘選了我的著述《糖衣與木乃伊》（2001）之篇章，以及收入兩篇回溯巴特論《明室》的研究文章。如此一來，《明室》的軌道、一供攝影／文學行駛的多彩之路，能續在這部新書中鋪寫、展閱。

Outro： 可否請您簡單分享退休後的生活規劃？（這或許是眾讀者與粉絲，最好奇的事！）

我目前的退休生活，著重放在照護家人的健康，同時多做一些喜歡的事：讀書、看展覽與電影、散步，或彈琴、聽音樂、種花草，從事些「不會留下實物」的休閒活動。其中關於看書這事，對我來說雖然隨性，但還是希望有個方向：我最近的擬定的閱讀主題是「外國人眼中的⋯⋯」，如法國漫畫家夏福埃的《東京散步》、伊丹十三的《歐洲無聊日記》、胡博（Jacques Roubaud, 1932-2024）《東京——次於平凡的平凡》（Tokyo-infra ordinaire）、奧斯特（Paul Auster, 1947-2024）《孤獨及其所創造的》等，還有《台灣漫遊錄》，都非常引人入勝。當然，旅行也是我退休生活的重要部分，希望能再回到法國，一遊南錫、南特、土魯斯這些於我仍然陌生的城鎮，也想去葡萄牙，以及未曾造訪的紐約，比起粗曠的大自然，我實在更加偏好大城市的環境與能量。至於研究⋯⋯倒無特別計畫，除非遇上令人心動的題材了！

[1] 許綺玲的碩士論文為《攝影的互文性》（La Transtextualite dans la photographie, 1987），博士論文為《攝影創作中的家庭與攝影》（La Photographie de famille comme oeuvre photographique, 1995）。參見〈師資／許綺玲 教授 Mme HSU Chi-Lin〉，《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網址：<https://french.ncu.edu.tw/?page_id=541>（2025年8月1日檢索）。

[2] G. Genette 在《隱跡文稿》（Palimpsestes）中研究文學作品之間的各種後承文本性（hypertextualité）關係分類，是許綺玲其碩論中研究方法學的主要參考，但必要依攝影媒材本身的生產與特性去設想不同的分類研究方法。

[3] 許綺玲撰有多篇培瑞克相關論文與文章，譯有三本培瑞克的著作：《W或童年回憶》（2011）、《傭兵隊長》（2014）、《空間物種》（2019） 。參見〈師資／許綺玲 教授 Mme HSU Chi-Lin〉，《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網址：<https://french.ncu.edu.tw/?page_id=541>（2025年8月1日檢索）。

[4] 關於《空間物種》在多領域中收穫關注，可見許綺玲於漫遊平台所撰寫的文篇：《培瑞克的空間書寫》，她面對培瑞克的《空間物種》如是寫道：「正是這樣的自由想像，使得本書長年之間成為建築、空間設計、城鄉規劃等學系研究者及學生的熱愛讀物，也是數不盡的相關論文參考書目必列選項。直到近年，本書的選文片段還經常被當成學生作業申論或實作的題目。而學生據以回應的方式也五花八門，創造出來的作業成品各有千秋，足見其豐富的啟發性，源源不絕，所激發的想像空間，海闊天空。」《空間物種》，成為了認識培瑞克的一個理想切入點。參見許綺玲，〈培瑞克的空間書寫〉，《漫遊藝術史》（2016.12.2），網址：<https://arthistorystrolls.com/2016/12/02/培瑞克的空間書寫/>（2025年8月1日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