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邱函妮

2016年年底，爭議多時的台北市建成圓環玻璃帷幕建築終於拆除。建成圓環形成於二十世紀初期，日治時期稱為圓公園，當時就聚集了許多攤販，一直到戰後仍然是台北小吃的美食聖地，不過，這樣特殊的圓環地景，因政治力的干預，歷經多年風波終於走入歷史。

往建成圓環旁的天水路走去，這一帶在日治時期稱為建成町【圖1】，離霞海城隍廟所在地的南街（現為迪化街一段）不遠，然而，相較於迪化街的喧囂，這裏的時光彷彿靜止，飄散著一股舊城的悠閒氣氛。走到天水路49號，此處矗立著一棟隨處可見的中型樓房。從大樓旁的天水路51巷轉進去，灰色大樓的一樓伸出黃色廟宇屋簷，這是供奉瞿公真人的真人廟【圖2】，傳為1897年台灣巡撫劉銘傳奉靈設立，至今已逾百年。然而原本的廟宇建築卻已在1999年的921大地震中震毀。

時光倒流，回到1930年，甫從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畢業的青年畫家陳植棋（1906-1931），曾在此處揮動畫筆，取材於此地的《真人廟》【圖 3】，入選同年的第4回台灣美術展覽會，並獲得特選。針對這件作品，向來筆鋒犀利的評論家Ｎ生（永山義孝）評論如下：「靠手創造的作品是陳植棋的真人廟。陳氏今年也入選帝展，他的技巧已相當成熟，真人廟也獲得特選，但是我們看這幅畫時到底能感受到什麼精神性的內涵嗎?」[1]

陳植棋是台灣畫壇的新星，學習油畫不過數年，即兩次入選日本帝展（日本官方舉辦的帝國美術院展覽會），也是許多畫家參展的最高目標。從Ｎ生的評論中，可知陳植棋在台灣畫壇的地位已受肯定，熱情又具領導氣質的他，在台灣畫家當中也有很大的影響力。不過，當我們乍看這幅畫作時，不難產生類似Ｎ生的困惑，「到底畫家想要表現什麼呢？」

這件作品中，真人廟的主題安排在畫面的較高位置，前方是略顯雜亂的廟埕廣場。考慮其與左側的白色洋風建築之間的位置關係，真人廟有如位於坡道上。洋風建築向後方傾倒，黑暗的影子落在原本是白色的建築物上而顯得陰暗無比。相對於此，廟宇的屋頂以及地面使用了明亮的黃色調，紅色屋頂的飛簷往天空伸展。真人廟與洋風建築的表現，猶如光與影的對比。這件作品以台灣傳統廟宇為主題，看似十分符合台展的展覽會方針—表現台灣的「地方色（local color）」。然而，這件作品真的只是為了符合展覽會方針而選取廟宇的題材，而沒有什麼「精神內涵」嗎？

雖然陳植棋曾數次以廟宇主題參展，然而這件卻是少數在畫作題名上標明廟宇名稱的作品。真人廟並非香火鼎盛的寺廟。為何陳植棋特別描繪這座廟宇，著實令人感到困惑。

不過，在一份文獻中可以找到解讀這件作品的線索。這份文件是台灣民眾黨本部事務所落成通知，其中提到：

「本部在來之事務所因過於狹隘故自去年（1929）十月間即擇定臺北市建成町一丁目二百四十四番地（真人廟旁）之敷地建築之。至本月竣工，經於廿二日移轉於前記新築事務所。」[2]

同年3月9日舉辦落成式的台灣民眾黨本部【圖4】，正是位於今日天水路49號旁的45號，建築共二層樓，樓上為事務室，樓下為舉辦講座的空間。陳植棋描繪《真人廟》的時間點，與民眾黨本部建築的落成時期十分相近，於是解讀這件作品的關鍵，也包括了畫面中所沒有描繪的部分。

1924年，當時就讀國語師範學校四年級且畢業在即的陳植棋，因學潮事件而退學。由於這個事件，陳植棋等遭退學的學生受到台灣文化協會的支援，據摯友蕭金鑽回憶，陳植棋遭退學後，「鬱憤無以平復。曾經一度壓下的思想問題如烈火般又復活。在此深刻的怨恨中，兩、三個月間，都是在文化協會的領導蔣渭水家『混日子』。」[3]以蔣渭水（1891-1931）為首的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於1921年，以提升台灣文化向上為目標，發行《台灣民報》，在各地舉辦演講會。而蔣渭水所開設的大安醫院、文化書局、台灣民報總批發處皆位於大稻埕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一帶），台灣文化協會的第一個文化講座，也設在大稻埕的港町。因此，大稻埕可說是臺灣人反殖民鬥爭的重要根據地。

另外，陳植棋留學東京時期，亦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最為蓬勃的時期。雖然目前沒有確實掌握他曾在東京參加過請願運動的證據，不過，由於東京留學生等人組成歡迎請願運動者遊行隊伍之目的地，是作為歡迎會場的東京神田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館，從陳植棋擁有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證書來看，相信熱心台灣民族運動的他，或許曾與陳澄波一起參加了歡迎請願運動者的遊行。[4]陳植棋關心社會運動，相信他在台灣以及東京留學期間，亦同樣深受台灣民族運動的影響。在日台灣人的反殖民鬥爭運動，發展出台灣人的民族主義，並將台灣人想像成一個擁有民族自決權，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弱小民族。[5]或許由於在異鄉，讓他們從不同的角度看到殖民地台灣人的命運，並形塑對台灣這個共同體的想像。

陳植棋遭退學後轉向美術之道，看似與社會運動漸行漸遠，然而如同陳植棋喜愛的作家賀川豐彥，[6]在1922年來臺對臺灣學生談話中提到︰「一個獨立的國家必須具有獨自的文化。譬如文藝、美術、音樂、演劇、歌謠等等。不能夠養成自己的文化，縱使表面上具有獨立的形式，文化上也是他人的殖民地。」[7]拼命追求在文化上趕上現代化的腳步，亦是陳植棋抵抗精神的一種積極作為。

[1] N生記，〈台展を観る（四）〉。譯文參照顏娟英譯，〈第四回臺展觀後記〉，收錄於顏娟英譯著；鶴田武良譯，《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 上冊》（雄獅圖書，2002年），頁201。

[2] 此份文件參見蔣朝根編著，《蔣渭水留真集》（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6年），頁163 。

[3] 蕭金鑽，〈故陳植棋君の追憶（上）〉，《台灣新民報》（1934年10月19、20日）。譯文參見葉思芬譯，〈故陳植棋君之回憶〉，收錄於前引《風景心境》，頁391。

[4]陳植棋的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證書參見葉思芬，〈英雄出少年─天才畫家陳植棋〉，《台灣美術全集14陳植棋》（藝術家出版社，1995年），頁23。陳澄波1926年參加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介紹參見邱函妮，〈陳澄波繪畫中的故鄉意識與認同─以《嘉義街外》(1926)、《夏日街景》(1927)、《嘉義公園》(1937)為中心〉，《美術史研究集刊》33期（2012.9），頁282-287。

[5]吳叡人，〈台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台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收錄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 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 台灣研究基金會叢書二之六》（新自然主義公司出版，2001.4），頁44-45。

[6]陳植棋在國語師範學校時與好友蕭金鑽常常一起閱讀，當時陳植棋深受賀川豐彥所著《穿越死亡線》所感動，稱自己為賀川黨。參見蕭金鑽，前引〈故陳植棋君の追憶（上）〉。

[7] 吳三連、蔡培火、葉榮鐘、陳逢源、林柏壽，《台灣民族運動史》（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71年），頁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