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邱函妮

回到《真人廟》【圖1】這件作品，雖然描繪的是真人廟，其中卻隱藏了陳植棋的台灣民族意識。畫作中的真人廟具有雙重形象。第一，真人廟乃是包含了台灣民眾黨等台灣人反殖民抗爭的象徵符號。因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蔣渭水（1890-1931）、林獻堂（1881-1956）等人退出另組台灣民眾黨，成立於1927年，乃是台灣人成立的第一個政黨。大稻埕作為台灣人文化政治運動的重要根據地之一，陳植棋特地選擇了這個荒廢的寺廟作為地標來描繪，有其深刻的涵義。

其次，透過描繪真人廟，陳植棋表明了台灣人自我定義的主體性。學生時代熱衷社會運動的陳植棋，雖然轉向美術之道，然而他對改造、創造台灣文化的熱情，不但從他的畫作中屢屢可見，也從他曾在台灣繪畫研究所熱心指導後進的行為中可見一般。台灣繪畫研究所為倪蔣懷（1894-1943）出資設立於1929年7月，位於大稻埕著名酒家蓬萊閣（日新町1丁目187番地附近，約現在南京西路163號）附近，距離真人廟近在咫尺。台灣繪畫研究所由石川欽一郎（1871-1945）、陳植棋、藍蔭鼎（1903-1979）等人指導，雖然持續的時間不長，但培育了新一代的畫家如洪瑞麟（1912-1996）、張萬傳（1909-2003）與陳德旺（1910-1984）等人，可說深具歷史意義。

1930年8月，陳植棋的好友蕭金鑽來到了台灣繪畫研究所拜訪陳植棋，陳植棋對於他自己正在創作的一幅作品談論如下︰「沒有模特兒沒辦法，費盡苦心才找來這位老藝人。我努力地想在這幅作品上表現台灣的地方色。」[1]當被問及對台灣美術的希望如何之問題，他回答道︰「台灣的美術還很幼稚，島根性還未除去，但以後會越來越改善。台展開辦了，素質好的年輕畫家也很多，所以我也一定要繼續努力，希望能夠攢夠學費到法國。」[2]從上述談話可知，在1930年的時間點，陳植棋有意藉由各種不同的主題，來表現台灣的「地方色」，並對台灣美術的未來充滿期待。

陳植棋以追求現代化的熱切情感，將真人廟從荒廢破敗的小廟，改變為神聖的光輝殿堂。在這件晚期的代表作當中，陳植棋的熱情透過紅色、金黃色的色調揮灑於畫面，真人廟好似被一股向上的力量推起到半空中，這股驚人的力量隨時都有可能爆發出來。《真人廟》不但包含了陳植棋對於青春時期熱衷社會運動的回憶，也將對未來的期待寄託其中。陳植棋曾對妹妹陳鶴子說︰「要擺脫那種令人窒息的邪惡的人生實在很困難，只能以寄託將來，安慰自己。」[3]

陳植棋立志成為畫家不到六年的時間，不但二度入選日本帝展，也活躍於各種畫會當中。他留學之前的1924年，曾經描繪總督府的塔和台北橋，其中顯示出他對現代文明的渴望。然而他留學後卻對描繪西洋式的事物失去興趣，轉而將目光朝向台灣的傳統文化，並從其中尋找自己的根源，以找到推進現代性力量的主體性。從這一點可以看到陳植棋在台灣畫家當中的先驅性。陳植棋試圖在與現代化（西洋美術）接軌的過程中，定義出屬於自己的臺灣形象，而在他的作品中，感受不到太多糾葛與自卑感，雖然困難重重，還是對未來抱持著信心與希望。

然而不幸的是，陳植棋完成此畫作的隔年（1931年），因病去世，壯志未酬，享年25歲。陳植棋在去世前不久，躺在病床上思索生死，仍將希望寄託未來，他在一封家書末尾寫道︰「我還是想畫圖，即使畫到倒下來為止我還是想畫。…只要做自己喜歡的事，生死可以置之度外。要明朗的活下去，這才是積極的意義。」[4]

1933年2月的某個清朗冬日，陳植棋的莫逆之交倪蔣懷來到了真人廟前，他使用擅長的水彩，採取與陳植棋相同的角度，描繪真人廟【圖2】。出資成立台灣繪畫研究所的倪蔣懷，雖因種種因素無法走上專業畫家的道路，然而一直默默支持著陳植棋等青年畫家，為台灣美術的發展盡心盡力。他在描繪這件作品時，除了深深思念著年輕早逝的摯友，想必也對台灣畫壇的損失，甚感傷痛。

[1]蕭金鑽，〈故陳植棋君の追憶（下）〉。譯文參見前引葉思芬譯，〈故陳植棋君之回憶〉。

[2]蕭金鑽，同上。

[3]陳鶴子，〈兄の画生活を想ふ〉，《台灣文藝》（1935年1月）。譯文參見葉思芬譯，〈吾兄繪畫生涯之追憶〉，《台灣美術全集14陳植棋》（藝術家出版社，1995年），頁47。

[4]陳植棋，〈家書〉(1931年3月11日)。譯文參考葉思芬譯，前引《台灣美術全集14陳植棋》，頁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