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LaLaLin

改造舊藝術，使其為社會主義服務，是中共建國初期文化政策最主要的目標，月份牌畫家自然也必須隨之修改他們慣用的風格。可惜的是，論戰中提及的作品現在大多已經散佚。但這張1953年印製的海報《農村風光》【圖1】可以做為月份牌畫家改畫農村景象的一例。畫家忻禮良在1930-40年代是在上海繪製廣告與電影海報的商業畫家，49年以後加入新年畫的創作行列。這張海報描繪了農村男女在田間勞動的景象。位於前景的女性面向觀者，臉上帶著燦爛的笑容，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畫家運用他所擅長的月份牌風格來描繪農村婦女的嘗試（只可惜不太成功）。儘管畫中的女子捲起褲子，站在田間，手上還握著秧苗，但她妝容精緻，髮型時髦，身穿合身高領的紅色上衣，如果只看上半身，她看起來與穿著旗袍的摩登女郎並無二致。與其說是農村婦女，她更像是到鄉下體驗農村生活的都會女性。從這人物與環境格格不入的畫面，我們可以看到擅長描繪都會人物的月份牌畫家，在配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創作時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看了上圖那有些不倫不類的嘗試，現在來看看轉型成功的例子吧。金梅生（1902-1989）在大躍進期間繪製的《冬瓜上高樓》【圖2】與《菜綠瓜肥產量多》【圖3】很明確地展示了新月份牌在風格上的變化。金梅生是活躍於老上海的月份牌畫家。1956年以後，任職於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在這兩幅作品中，健康強壯的農村少女全神貫注地投入於勞動之中。評論者大都認為這兩張海報顯示畫家在黨的領導下產生了長足的進步。儘管月份牌在形式與內容上都似乎是成功地被改造了，但從這兩張海報中，我們依然可以辨認出老月份牌的特色，像是粉嫩的色彩、對服裝細節的關注，以及對女性魅力的強調。畫家精心描繪的衣服的皺褶強調了掩藏在衣服之下的身體的存在感，隱約地暗示了少女軀體的吸引力。

月份牌年畫短暫地流行於1950年代，是月份牌與年畫這兩種大眾圖像類型的綜合體。月份牌深受城市居民喜愛，年畫則主要流通於鄉村，共產黨的文化政策促使兩種類型的融合，顯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城市居民的審美趣味之間的溝通與妥協。儘管月份牌畫家轉為描繪農村女性，發源於老上海商業美術的審美趣味，依然在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年畫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

參考資料

Ellen Johnston Laing, Selling Happiness: Calendar Posters and Visual Cultur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