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聖知

圖像的觀看、製作、認知涉及各類複雜的社會文化因素，也為特定歷史條件所制約。即使是看似簡略的圖像，若能詳加考察，總是有機會發掘出其背後的歷史脈絡與意義。以下將藉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的《猗盧之碑》殘石拓片，來說明如何將觀看、圖像與歷史緊密結合起來。

首先由拓跋鮮卑的起源談起。鮮卑為東胡族的一支，起源於中國東北的大興安嶺東部。就考古發掘所見，早期鮮卑墓葬表現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特徵。隨著鮮卑逐步南遷，在今山西北部、內蒙古南部形成一有力的部落聯盟。歷經十六國時期的戰亂分合，天興元年（398）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北魏。太延二年（436）太武帝拓跋焘滅北涼，統一華北。拓跋鮮卑如何能為十六國時期畫下句點，是向來為中古時期史家所關注的課題。從美術史的角度來看，同樣值得留意的是拓跋鮮卑在其建國歷程中，如何學習運用圖像資源，並藉此來建構並鞏固政治權威。

近十年北魏平城時期（398-493）的考古發掘得到長足的進展，在此同時，隨著新材料的大量出土，保存於傅斯年圖書館拓片室中的藏品也顯露出嶄新的歷史意義。《猗盧之碑》殘石拓片為拓跋鮮卑建立北魏之前所僅存的石刻材料，原石所在不明。毀損嚴重，僅存部分石碑正面、側面、背面。石碑正面刻有隸書體題字「王猗盧之碑也」，背面刻有騎馬狩獵圖【圖1】。題名中的「王猗盧」指代王猗盧。猗盧為桓帝之弟，為統一拓跋諸部之重要首領，死於建興四年（316）。由各方面來判斷，《猗盧之碑》的性質為墓碑，是為了紀念代王猗盧的功績而立。

騎馬狩獵圖左上方可見一人騎馬彎弓，後半部已損。其前方有一飛馳的野獸，頸部細長，推測應該是鹿。其前方似另有一鹿，僅存前半部，兩鹿在布局上似呈左右對稱。在這兩鹿的上方中央另有一騎馬人物，人馬均朝向正面，較為特殊。其右上方已損壞，但仍可辨認出朝向正面的馬首。在這兩個畫面的下方還可見兩個彎弓騎馬的人物與走獸，只是較難辨識。刻石中除了人馬、鹿之外並未刻畫背景，在布局上將人物活動場景安排在同一平面，呈現散布於石面上的樣態。

就現存早期鮮卑的墓葬考古材料來看，隨葬品原本以各類飾品為主，並無製作圖像的傳統。然而這幅騎馬狩獵圖的表現相當複雜。在畫面中表現出追逐獵物的場景，無論是奔馳的馬匹或跳躍的鹿，均傳達出動態與速度感。此外，在視角上結合側面與正面兩種視點，增進人物之間的關連性，也有助於繪畫性空間的表現。換言之，此圖雖然簡略，但已經是一組兼具描寫性與組織性的群像構成。這樣的手法援引自漢晉以來的圖像資源，並非由拓跋鮮卑所創。在漢代畫像石中屢見狩獵圖，並且也已出現正面、側面的騎馬人物，石刻更是常見。只是在漢代畫象中狩獵圖並未不具備可作為中心主題的地位。由此可知，在早期鮮卑拓跋部的圖像運用之中，狩獵圖重新被賦予特殊的重要性。

《猗盧之碑》的建立與當時的政治情勢有關。西晉末年征北將軍衛瓘（220-291）對拓跋鮮卑採親善策略，藉以作為抵禦匈奴的屏障。命其手下衛操（-310）、衛雄叔侄投奔拓跋鮮卑。此親善謀略奏效，促成拓跋鮮卑協助西晉征討山西中部的匈奴劉淵和東南部的石趙。這批以代郡衛氏為首的漢人豪族投奔拓跋鮮卑，帶來了漢人立碑頌德的作法，並將其作為與拓跋鮮卑合作、擁戴晉室的政治工具。

《猗盧之碑》殘石拓片的另一個重要性是可以用來與出土材料相互對照。內蒙古呼和浩特東南涼城縣小壩子灘村曾挖掘一批金銀器，為西晉時期拓跋鮮卑的遺物。其中最精美一件是「四獸形金飾牌」【圖2】，長10、寬7公分，以黃金打造。飾牌背面有陰刻題字，可知此飾牌原為桓帝所有。桓帝即穆帝之兄，同樣活躍於西晉末年。換言之，「四獸形金飾牌」為桓帝的用品，《猗盧之碑》為穆帝的墓碑。

「四獸形金飾牌」由四獸交疊而成，左右各二匹，由中央朝向兩側，相互對稱。四獸的肢體相交接，在肢體間的空白處形成鏤孔。每個神獸的頸部與身體可見四個壓縮在輪廓內部的凸起圈線。另有數個較細的穿孔，可能用來懸掛之用。這些錯綜於神獸輪廓之間的鏤孔與神獸內部的圈線相呼應，表現出具有對稱性的裝飾性趣味。這種裝飾趣味與早期鮮卑的金屬飾牌一脈相承，可視為鮮卑的傳統好尚。就表現方式而言，「四獸形金飾牌」與《猗盧之碑》的根本差異在於前者為對稱性的裝飾圖案，後者則重視描寫對象與動態表現。如果說前者繼承了拓跋鮮卑既有的傳統裝飾趣味，後者則代表圖像運用的新趨勢。

《猗盧之碑》殘石代表一種對拓跋鮮卑而言較為陌生，習自西晉的新媒介與表現形式，也就是碑刻與圖像。由此可知自四世紀上半起，拓跋鮮卑已開始面對如何觀看圖像，並在其政治活動中加以運用的問題。至五世紀下半隨著雲岡石窟的開鑿，北魏對於圖像的認識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件石碑雖無法與恢弘壯麗的佛教造像相提並論，然而若要探其部族運用圖像的源頭，仍必須由此談起。《猗盧之碑》殘石拓片代表著拓拔鮮卑圖像啟蒙的新開端。

本文出自《中央研究院週報》第1606期（2017年3月16日），〈拓跋鮮卑的圖像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