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維晏

《插花》這張照片中，兩名藝妓端坐居室，她們身著和服，服飾雍容絢麗，頭飾典雅，沉著顧盼，纖纖細手輕巧地修剪花草。畫師們手工上色的精湛技藝在美人們服飾上表露無遺，鮮艷敷彩施賦，華服上的五彩花樣瞬間耀眼動人。照片上的美人活靈活現，宛如眼前正上演一席花道劇場。這樣的場景是被重新表演（re-staged）出來的，人物服飾、姿態和道具擺設皆經過攝影師的巧妙安排，表現藝妓的千嬌百媚和她們的生活情狀。

這些手工蛋白照片已經過100多年，畫面景象仍舊清晰，設色猶見，但由於塗料所使用的礦物成分不同，一些如朱色、青色才得以被保留下來。西方與日本在黑白照片的手工上色工藝上有不同的發展脈絡。歐美的手工上色普遍著重在人物腮幫子的膚色、服飾或珠寶的點綴，整體而言施彩幅度較為含蓄。僅管手工上色技藝是藉自西方攝影術傳入，但日本手工上色普遍皆是全幅上彩，繪師們在畫面上營造全彩視覺饗宴，讓觀者如親臨真實場景。[1]現今流傳的日本相冊上，多數照片色彩已隨著時間斑剝褪落，但氧化後存留下的塗料痕跡，仍透露出蛋白照片昔日的燦爛風華。

手工上色照片的技藝得以在日本有一番發展，得惠於長久以來日本固有的圖像歷史演化，其中以江戶時代（1603-1867）盛行的浮世繪最為關鍵。「浮世」一詞，源自佛教用語，觸及短暫而浮華的現世生活，浮世繪大量描繪了江戶時代百姓生活風俗與著名風景勝地。江戶時代維持著260餘年的承平時期（1603-1868），繁華而穩健的社會促進商賈階級蓬勃而興，但此時代卻立基在恪守傳統封建的社會體制下，伴隨著諸多壓抑與限制。大環境催化著人們對餘裕與生活情趣的追求，反映在浮世繪中。[2]浮世繪關於人物題材類型多樣，包含美人、歌舞伎演員、武士、相撲選手等，其中的「美人畫」（びじんが），旨在表現與強調美麗女性的姿容，她們多為歡場或市井女性，其中藝妓是「美人畫」中最常入繪者。

浮世繪是大量印製的木刻版畫，流傳性相當廣，影響19世紀西方藝術，也為後來進入日本的西方攝影師，如費利斯·彼特(Felice Beato, 1832-1909)等，提供了一些啟發。以下就題材內容和上色工藝兩個層面來探討。

傳統的美人畫，描繪著理想中的女性，而浮世繪中的美人畫反映出當時代對女性之美的理想化，藝妓的身分恰恰服膺著這種理想主義。她們能歌善舞、姿態嫵媚優雅，熟稔儀禮、談吐得體，有舊社會對女性溫良恭儉讓的品德，且是受過優良文化教育的女性「表演者」（entertainers），為達官貴人提供娛興消遣的活動。[3]明治時代(1868-1912)不同於江戶時期，大舉的現代化措施，讓許多日本傳統逐漸式微，但偏偏正是這些傳統讓西方遊客虔心嚮往。攝影作品提供了木刻版畫無法觸及的直觀與真實感。觀光紀念相冊的製作目的，是為了販售給西方旅客，除了紀念他們遠道而來所經之處的記憶，又提供給未曾踏足日本土地，卻對遠東心生嚮往的西方人士臥遊想像。對西方人而言，藝妓是最直接代表他們所認識的日本文化印象之人物，尤其在男性為體制內掌握多數權力的時代氛圍下，溫柔女性形象往往受西方人士所喜愛，該時期誕生了藝妓肖像攝影，常出現在旅遊紀念相冊。

《舞樂團》、《歌舞》以及《舞樂》這些照片中，年輕藝妓或手舞摺扇、或操彈著傳統弦樂器三味線，背景擺著屏風、書畫及插花，這些物件象徵著她們所掌握的傳統才藝，同時也具有「古日本」風味的文化符號。畫面人物的構成、擺動姿態等，在許多日本蛋白照片中常見，這些照片具備程度相當高的相仿性，足可歸為某種特定風格。《侍茶女子》不僅展現藝妓之美，背後更是藉茶道文化體現出古老日本社會的禮儀與倫理內涵。除了書畫作品與屏風，兩名藝妓的背景更選以風景布幕相襯，意在形塑室內雅集活動（茶會）與擬真戶外風光（典型日式庭園風景），它們像極了一齣戲！然而，照片中的她們是現實生活中的藝妓嗎？傳統浮世繪當中的美人畫為攝影提供靈感，攝影師找來了模特兒，披上和服、裝扮髮飾，扮演藝妓的生活情狀，她們的一顰一笑、動靜舉止別是一派造作。但值得肯定的是，這些傳世攝影作品傳遞著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女性「典範之美」。

日本手工上色照片的美人圖，與古老浮世繪美人畫傳統有很大程度的連繫。新的成像技術逐漸取代傳統木刻印刷，日本現代化影響下，傳統刻工與繪師遭遇轉型困境，西方攝影師創作手工上色照片時，開始與浮世繪匠師們進行合作，以日本的塗料搭配著蛋白照片，一筆一畫，描繪出全彩萬象。值得注意的是，浮世繪在後期逐漸有歌頌現代化景象之趨勢，但這些剛起步的日本攝影捕捉的內容與題材卻未曾對現代化景象感到興趣。[4]很大原因來自市場因素，因為西方消費者對古日本文化的嚮往，造就了影像特定偏好——促成所謂的「消費者驅使之歷史」（consumer-driven history）。藝妓（或廣義的日本古代女性）肖像攝影類型的形成，正是緊緊連結著這般史觀發展而成。有研究甚而指出，日本旅遊紀念相冊中所再現的女性形象，表徵著所謂的民族味女性氣質（“national” femininity），作為日本民族認同的文化象徵符號。[5]

日本旅遊紀念相冊中，有為數不少的女性肖像類型，藝妓屬其中一部分。但更有甚者，表現女子室內起居、家事生活、民俗勞作等，影像背後潛藏著深厚的視覺文化內涵，筆者將在後續研究中進一步探索。

[1] Li, Jenny, “Two 19th Century Japanese Souvenir Travel Albums at the Art Gallery of Ontario” Master of Art Thesis, Ryerson University (2009), pp. 13-20.

[2] Li, p. 1.

[3] Eleanor M. Hight, Capturing Japan in Nine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Photography Collections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1), p. 116.

[4] Li, p. 1.

[3] Mio Wakita, Staging Desires: Japanese Femininity in Kusakabe Kimbei’s Nineteenth Century Souvenir Photograph (Berlin: Reimer, 2013), pp.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