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桂瑩
在19世紀英國視覺文化中，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Hamlet)中的歐菲莉亞(Ophelia)可說是最知名的女性形象之一。在這部充滿超自然幻象、政治野心與復仇情節的鉅作中，歐菲莉亞柔美嬌弱的女性氣質，對比於她因親情、愛情幻滅而瘋狂自毀的命運，成為此時期創作者重要的靈感來源。前拉斐爾派畫家約翰·艾佛雷特·米萊(John Everett Millais, 1829-1896)的畫作《歐菲莉亞》【圖1】，以細膩筆法呈現歐菲莉亞漂浮在溪流中，頭戴著手編的花草頭冠，雙手如殉道者般微張上揚，眼神失焦迷茫，口中似乎吟唱著歌謠，對即將到來的命運毫不知情。米萊以充滿憐憫的方式表現歐菲莉亞的紊亂心緒，加上對河岸植物極度寫實的場景描繪，讓這段在舞台上未能演出的情節，成為深植人心的經典場景。

除了畫作，歐菲莉亞的主題也被廣泛呈現於攝影中。知名攝影家朱麗亞·瑪格麗特·卡梅隆(Julia Margret Cameron, 1815-1879)便曾以此創作多幅作品。【圖2】【圖3】在這些照片中，卡梅隆以近距離的取景呈現大幅的肖像形式，使得模特兒的情感表現深具感染性，而她喜用的柔焦技法，也為這些作品增添神秘幽微的氛圍。卡梅隆鏡頭下的歐菲莉亞有時穿戴深色、斗篷狀的上衣，似與幽黯背景融為一體，有時則穿著素雅細緻的淡色服飾，暗示著她身為青春女性的身份。但無論如何，歐菲莉亞的長髮總是紊亂披垂，與一般淑女的潔整髮型相去甚遠，有時在髮際、帽簷、衣服上更帶有花葉殘枝。此外，卡梅隆常將模特兒匿名，讓她們從真實身份抽離，成為純粹的文學角色，但又常在照片後面寫下「寫生」（from life）。似乎刻意透過攝影特有的指涉性，將精神不穩的狀態與普遍的女性形象相互連結。

事實上，這樣的形象連結並非只是藝術家的刻意選題，亦與此時社會背景和醫學發展息息相關，維多利亞時期的精神患者中，女性的數量確實超過男性許多。除了女性多比男性長壽之外，有人認為這是因為許多社經地位低落的女性（特別是單身者），因生活貧困而引發的心理疾病。當時人們也相信，由於女性在一生當中會遭遇許多重大的身心變化，諸如青春期、懷孕、生子和停經等過程，這些轉變都使她們心智變得脆弱，容易遭受精神疾病的困擾。這些背景，讓女性精神患者成為獨特的研究題材，而如何將女性患者的特徵「視覺化」，也成為引人探究的主題。例如，知名的精神科醫師休伊·沃爾奇·戴蒙德(Dr. Hugh Welch Diamond, 1809-86)本身亦是知名的攝影家，他在任職療養院期間(Surrey County Lunatic Asylum, 1848-1858)以相機紀錄許多病患的姿態表情。就醫學角度而言，戴蒙德相信透過被拍攝的過程，能幫助病患緩和病情，雖然這點並無明確證據。他也推崇攝影術的客觀性與精確度，認為比起雙眼，攝影能記錄、揭露更多事實，捕捉外在現象的同時也呈現病患內在狂暴的心理狀態。這種「相由心生」的醫學信仰，使攝影成為紀錄外在生理特徵與內在人性的理想工具。而戴蒙德的攝影成果也對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日後探討人類情感表現與演化機制關係的《人類與動物的情感表達》(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 1872)有極大影響。

特別的是，戴蒙德的攝影除了作為醫學紀錄之用，也成為打造歐菲莉亞形象的先驅。他在1850年代拍攝療養院中女性病患時【圖4】，就已讓她們披掛沈重的衣袍（可能象徵著她們的心理負荷），頭戴以桂冠、桃金孃編織的環冠來扮演這位經典的文學女性角色，成功形塑出歐菲莉亞的標準裝扮。相較於米萊畫中豐富多采的戶外場景，或是卡梅隆在十多年後拍下的感傷唯美姿態，戴蒙德拍攝的是真正為精神疾病所苦的病患，這些女病患驚懼或迷茫失神的面容，可說是這類形象中最真實也最切合命題的。戴蒙德也曾公開展示這些作品，使女性的瘋狂形象不再止步於療養院內，而是成為一個可見、可比較的具體樣貌。

維多利亞時期對「瘋狂」的探究興趣，也曾在知名文學作品《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裡出現，且同樣可能來自醫療院所與攝影術的交會關係。作者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 1832-1898)的舅舅斯凱芬頓·路特維奇(Skeffington Lutwide)曾擔任管理英國與愛爾蘭精神醫療院所的委員(1853-1873)，透過這層關係，卡羅認識了許多精神醫學家，對相關知識並不陌生，將之運用於寫作中。例如在故事中三月兔和瘋狂帽匠的茶會【圖5】，便可能源自當時精神療養院所中普遍施行的「茶會療法」：在下午茶會中，病患被要求穿上最好的衣服，以禮貌的方式相處交談，讓他們透過社交機會來重新培養道德理性，藉此回歸社會常軌。《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插畫家約翰·坦尼爾(John Tenniel, 1820-1914)也運用了許多當時精神患者的固定形象（例如三月兔頭上的花草冠），而脫下帽子的帽匠憂鬱枯槁、若有所思的形貌【圖6】，更直接呼應了戴蒙德所拍攝的患者形象【圖7】。

對《愛麗絲夢遊仙境》熟悉的讀者可能會記得，在這場「最為瘋狂的茶會」(the maddest tea party)中，理性而清醒的愛麗絲忍不住吶喊：「但我不想跟這些瘋狂的人在一起！」(But I don’t want to go among mad people!) 。如果將愛麗絲的抗議，與當時歐菲莉亞式的普遍形象相對應，或許可說身為女孩的愛麗絲所表達的，不僅是對眼前荒謬場景的無奈陳述，更是對維多利亞女性瘋狂標記的抗拒。女性、非理性所成就的獨特形象，在成為此時美學母題的同時，亦隱然成為幽禁女性的固定標誌。

參考資料

1. Elaine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London: Virago, 1987.
2. Grace Seiberling, Amateur, Photography, and the Mid-Victorian Imagina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Kimberly Rhodes, Ophelia and Victorian Visual Culture: Representing Body Politic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hgate: Aldershot, 2008.
4. Franziska E. Kohlt, “ ‘The Stuidest Tea-Party in All My Life’: Lewis Carroll and Victorian Psychiartic Practice,”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i, Vol. 21, No. 2, (2016): 147-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