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個有影響力的藝術收藏——佛利爾的收藏與捐贈

文 / Kayi Ho

「事實上這座博物館將成為美國國家美術館的一部分。我希望所有［您不吝惜允許我購得的藝術精品］皆向公眾展示，至少，一些微不足道的好影響將由此散發至整個美國，或許還能遍及其他國家也說不定。」[1]

——節錄自查爾斯・朗・佛利爾1919年7月4日寫給龐元濟的信

座落於美國華盛頓國會山莊前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的佛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收藏並展示了底特律實業家查爾斯・朗・佛利爾（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圖 1】捐贈給美國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包含美國、近東、遠東的各式藝術品。以佛利爾私人收藏為基礎建立的佛利爾美術館，與相連的亞瑟・賽克勒美術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共同組成美國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是現今研究亞洲藝術的重鎮之一，每年吸引無數研究者、學生、遊客造訪該館。佛利爾美術館一個相當特別之處，在於館藏都不可以離開美術館的建築，而非館藏的作品也不可以在佛利爾美術館中展出。將佛利爾美術館館藏與非館藏做出如此明確的區隔，是佛利爾為了保護其收藏完整性的刻意設計。

佛利爾1883年開始接觸藝術收藏，1904年決定將自身收藏於身後捐贈給史密森學會。至1906年與美國政府正式簽署契約之前，佛利爾積極聯絡、遊說史密森學會接受他捐贈個人藝術收藏、興建博物館之費用，以及一些附帶條件的要求。在史密森學會時任書記塞繆爾・皮爾龐特・蘭利（Samuel Pierpont Langley, 1934-1906）【圖2】將佛利爾口頭表示，想把他現有以及將來共價值約一百萬美金的畢生收藏，以及一筆興建保存藏品的博物館款項贈與學會的訊息，傳達給執行委員會後，委員會要求佛利爾在時限內將意見與要求，更確切地條列在書面文件中以利委員會考量。[2]佛利爾對此一要求的回覆，說明了他當時已收藏有美國畫家詹姆斯・麥克尼爾・惠斯勒（James McNeil Whistler, 1834-1903）885件各式作品及其孔雀廳的裝飾【圖3】；其他三名美國畫家的50件作品；以日本繪畫為主的日、中繪畫共510件；遠東與中亞陶器；以及數量較少的中日青銅器、日韓木雕、日本漆器。佛利爾希望保留他到過世前更動捐贈藏品品項的權力，因為他將繼續在專家的建議下增加、完善他的收藏【圖4.1-5】。另外佛利爾還列出了七項捐贈藏品以及五十萬美金建築款項的條件，內容大致為：

1. 在佛利爾過世後，他的代理人將儘速交付捐贈款項給史密森學會或美國政府，以建造一間靠近國家博物館的防火建築來保存他捐贈的藏品；
2. 這座適於學生或相關人士進行研究，以及重現孔雀廳原貌的建築設計，在簽訂捐贈協議不久後，需受佛利爾與史密森學會的共同認可；
3. 佛利爾在世時有權力更動以及增加現有收藏的品項。在建築落成後，佛利爾的代理人將儘速將佛利爾的藏品交付董事會；
4. 史密森學會或美國政府將負擔建築後續的維護開銷；
5. 在佛利爾去世後，不可增加或減少他的藏品，非佛利爾的收藏不可與佛利爾的藏品一同展示或在同一個建築中存在，以及佛利爾的藏品除非因為建築維修或翻新的原因，在任何時間都不可離開捐贈的建築；
6. 參觀以及研究佛利爾的藏品都不可以收費；
7. 藏品與建築必須以適當的方式署有佛利爾的名字。[3]

蘭利在轉交佛利爾的回覆給執行委員會之前，考量到學會與時並進的目標，事先向佛利爾確認附加條款第五條的確切意思，是否就連與佛利爾志同道合之捐贈者的捐贈，或學會為了推廣佛利爾收藏的增購也不被允許。[4]不過在佛利爾隨後寄給老羅斯福總統（1901-1909在任）的捐贈條件中，此一條款並未受到修改，也顯示佛利爾並未改變心意。[5]此一限制一直要在佛利爾的最終遺囑中才獲得修改，增附了在信任的友人與美國美術委員會的商議同意下，才能動用贈予史密森學會的捐款盈餘購買遠東、埃及、近東的作品。[6]

佛利爾對自己要收藏什麼作品有著相當堅定且明確的目標。在中國繪畫的收藏方面，除了已廣為人知的一段佛利爾於1919年寫給古董商王鑑堂的一段信末附筆：「不要寄給我明或之後的圖，我只買宋與宋之前的畫。」（“Do not send me any Ming or later pictures, I buy only Sung and earlier paintings.”）[7]之外，佛利爾另一段給古董商李文卿的指示，更明確點明他想要收藏哪一些古代畫家的作品。佛利爾的秘書凱薩琳・羅德斯（Katharine Rhoades, 1885-1965）在代替重病的佛利爾回信時說到：

他［佛利爾］的收藏已經富於宋末的作品，將來他希望只增添北宋和唐人的作品。 在宋畫中，佛利爾先生喜愛郭熙（約1023-1087後）、李龍眠（李公麟，1049-1106）、馬遠（1190-1224），和唐宋時期屬於吳道子（約685-758）、貫休（832-912）傳統的較高等級早期佛畫家的作品——如果你有機會獲得這些畫家的精良作品，佛利爾先生認為他能夠將這些作品加入他的收藏，或在美國找到識貨的買家。[8]

可惜佛利爾不久之後病逝，未有繼續購買中國古董商為他刻意挑選的古畫作品，不過這段文字卻很好地總結了佛利爾一直以來對早期中國繪畫的偏好，使得佛利爾美術館成為研究早期中國繪畫史之學者經常造訪的地方。

佛利爾1901年與首先將東洋美術史引進美國的恩內斯特・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結識，並在費諾羅沙鑑賞觀點的影響下，偏好費氏認為具有創造精神的唐宋道釋畫，而不喜歡代表「衰敗」的元後文人繪畫。[9]佛利爾第一件購入的中國佛畫作品——南宋林庭珪《羅漢洗滌圖》【圖5】，就是從費諾羅沙處購得【圖6】。雖然費諾羅沙與佛利爾當時皆相信這件作品是一件李公麟或李公麟派的宋畫，但費諾羅沙已敏銳地觀察到這件作品所屬的京都大德寺《五百羅漢圖》組，各件作品間畫風不一致，一些為後世日本人的增補，而在繪製的中國原蹟中也有多人參與製作的痕跡。[10]如此注重對作品視覺特徵進行近距離觀察分析的鑑賞方式，深深影響了佛利爾。

在佛利爾購入的諸多中國繪畫當中，仍有許多作品被藝術史學者引為中國早期繪畫的重要例證──例如端方（1861-1911）舊藏傳為顧愷之（約344-約406）的《洛神圖》【圖7】，以及傳為郭熙的《谿山秋霽》【圖8】──不過亦有部分作品的年代被重新考證為佛利爾不願收藏的「明或之後」的作品。[11]佛利爾於1893年首次購入的中國繪畫《雙鷺圖》【圖9】，就是以類似明代宮廷畫家呂紀（活動於1439-1505間）的風格繪成。[12]或許佛利爾於收藏中國繪畫之初，已直覺地對明代宮廷院體一脈的作品頗為欣賞。[13]不論如何，佛利爾美術館已對館藏特色之一的宋元書畫收藏進行整理，並將館藏紀錄向公眾公開（https://asia.si.edu/publications/songyuan/），十分有助於將來中國繪畫史研究的持續發展。

• 封面圖片為佛利爾美術館1923年開幕中國陶瓷與繪畫展示。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 Collection 02-082, Box 1, Folder: Photographs, Interior-Galleries XVIII and XI.

[1] https://transcription.si.edu/view/9475/FS-FSA_A.01_02.1PangYuanChi23

[2] Charles Lang Freer Paper, Langley to Freer, December 16^th, 1904.

[3] Charles Lang Freer Paper, Freer to Langley, December 27^th, 1904.

[4] Charles Lang Freer Paper, Langley to Freer, January 9^th, 1905.

[5] Charles Lang Freer Paper, Freer to Roosevelt, December 14^th, 1905.

[6] Material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reer Gift and Bequest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28), 14-15.

[7] Charles Lang Freer Paper, Freer to K. T. Wong, February 28^th, 1919.

[8] Charles Lang Freer Papers, Katherine Rhoades to Lee Van Ching, July 18^th, 1919.

[9] Ingrid Larsen, ““Don’t Send Ming or Later Pictures”: Charles Lang Freer and the First Major Collec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in an American Museum,” Ars Orientalis 40 (2011): 17-18. 對佛利爾與費諾羅沙之間關係的研究，參見Thomas Lawton, “Freer and Fenollosa,” in Freer: A Legacy of Art (Washington, D.C.: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New York: H.N. Abrams, 1993), 131-151. 費諾羅獨特的中日藝術觀，見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An Outline History of East Asiatic Design, vols 1 & 2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2).

[10] 「其中一些作品增添自日本人之手，但是在約八十件為明代之前中國藝術家所繪的作品中，最好的四十件出自至少四名十三世紀前龍眠派僧侶畫家之手。最好的構圖（designs）可能取自李氏的作品，而其中兩、三［件］可能出自他的手筆。」Charles Lang Freer Papers, Fenollosa to Freer, October 12^th 1902.

[11] 根據陳葆真的考證，佛利爾本《洛神圖》為南宋末的再摹本，參見陳葆真，〈傳世〈洛神賦〉故事畫的表現類型與風格譜系〉，《故宮學術季刊》23卷1期，（2005年秋季），頁186-187。傳郭熙《谿山秋霽》根據余輝的考察，應為北宋末金代初年的作品，參見余輝，〈藏匿於宋畫中的金代山水畫〉，《故宮學刊》，2008年總第4輯，頁410。

[12] Ingrid Larsen, “’Don’t Send Ming or Later Pictures’: Charles Lang Freer and the First Major Collec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in an American Museum,” note 36.

[13] 學者已逐漸考證出許多佛利爾購入時被認定為宋元繪畫的作品實為明代院體浙派的作品，參見Richard M. Barnhart, Painters of the Great Ming: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Zhe School (Dallas, Texas: Dallas Museum of Art, 1993), 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