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佳娟

去年（2023年）是雷諾茲誕辰三百週年。四年前，我曾在漫遊藝術史發表〈英國有藝術嗎！〉上篇與下篇，討論了E.H. Gombrich《藝術的故事》這本在台灣具有權威性的藝術通史著作的史觀問題。當時我的討論導向風景畫。這次則來談談肖像畫家、也是英國首任藝術學院院長，雷諾茲。

前言

一七二三年七月十六日，英格蘭西南部德文郡小鎮普林普頓（Plympton）的牧師山謬爾・雷諾茲（Samuel Reynolds, 1681-1746）與其妻生下了他們第七個孩子，也是第三位兒子，約書亞・雷諾茲（Joshua Reynolds, 1723-1792）。這並不是一個藝術世家，山謬爾・雷諾茲畢業於牛津大學，除了是位牧師，也是普林普頓當地文法學校的校長，妻子也出身神職人員家庭。他們大概萬萬沒想到，這位兒子，在未來會成為「英國畫派」建立國際名聲的關鍵舵手。

對臺灣讀者而言，「英國藝術」或許顯得模糊、陌生。十八世紀的英國，有知名的畫家嗎？這幾乎是可以讓人合理懷疑的問題。對當時即將崛起而為世界強國的英國來說，藝術重要嗎？這則是今日都仍值得讓我們深思的問題。確實，英國既沒有如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大名鼎鼎的達文西、拉斐爾、米開朗基羅，亦無如荷蘭黃金時代名聲響亮的林布蘭、維梅爾，更無如十九世紀末眾星雲集的巴黎那樣，造就出馬內、莫內、塞尚、梵谷、高更等一連串家喻戶曉的現代藝術家。在藝術史入門暢銷書《藝術的故事》作者宮布利希（E.H. Gombrich, 1909-2001）眼裡，「英國藝術」似乎對歐洲藝術的發展無足輕重。這樣的史觀雖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位著名藝術史學者及其繼承之學術傳統的「偏見」，但「英國藝術」在歐洲藝術發展主流中的「落後」，確實也曾是英國藝術文化界倍感憂慮的議題。

自從十六世紀起，英國王室貴族往往重用歐陸畫家，著名者如亨利八世時期的霍爾班（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c.1497-1543）、查爾斯一世時期的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 1599-1641）、查爾斯二世時期的李利（Sir Peter Lely, 1618-1680）、以及接續的內勒（Sir Godfrey Kneller, 1646-1723）。這些外來的畫家為英國王室成員與朝臣繪製肖像，也協助英國建立肖像畫傳統。不過，自文藝復興起，義大利、西班牙與後起之法國畫家，除了繪製王室貴族肖像外，更重要的工作，則是以宗教、神話、政治主題裝飾宮殿及教堂，以視覺圖像傳達政治宗教理念。這些所謂的「歷史畫」，被認為是更高階、更能展現畫家能力的畫種。相較之下，英國的宮殿與教堂（因新教信仰與偶像破壞因素）則相對黯淡失色。英國本土畫家鮮少受到委託製作展現歷史、政治與宗教主題的大型公共藝術或宮殿壁畫；松希爾（James Thornhill, 1675-1734）為舊皇家海軍學院彩繪大廳（Painted Hall, Old Royal Naval College, 1707-1726）以及倫敦聖保羅大教堂圓頂（1715-1717）製作的壁畫實為罕見的早期案例。[1] 事實上，英國本土畫家多半僅能藉由繪製肖像謀生。雪上加霜的是，對十八世紀英國美學發展影響深遠的夏夫茲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還曾說過，肖像畫「不是博雅藝術，不值得推崇，因為它不需要博雅學識、天賦、教育、社交、禮儀、道德學、數學、光學，它只是實用、庸俗的技藝」。[2] 直到一七二○年代，從事肖像畫繪製工作的英國本土畫家，還沒有「藝術家」的榮稱，其社會地位如同工匠。

約書亞・雷諾茲便是在這樣不利本土畫家的環境下誕生。不過困境或許也是轉機。結合天時、地利、人和，雷諾茲不僅為自己創造成功的藝術家生涯，更擔任了一七六八年創立的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首任院長，成為英國畫派建立國際名聲的關鍵舵手。

從鄉鎮到藝術世界中心：立志成為博學的畫家

十七歲之前，雷諾茲生長在地方小鎮，與廣袤世界的連結，可說非常有限。他在父親任校長的文法學校畢業後，原受父親安排要學習當藥劑師，但由於對藝術展現出高度興趣，父親也認可他在素描方面的天賦，因此同意讓他改走學習繪畫之路。當時家鄉地區有一位名叫沃維爾（John Warwell, d. 1767）的地方畫家，願意免費招收雷諾茲為學徒，然而心懷壯志的雷諾茲表示他「寧可當藥劑師，也不願成為一位『普通』畫家」。[3] 最後，他們找到了同樣出身德文郡但在倫敦執業的肖像畫家哈德森（Thomas Hudson, 1701-1779），雷諾茲於是在他十七歲那年來到倫敦，進入哈德森門下當學徒。比一般學徒時間還短，僅僅三年之後，一七四三年，二十歲的雷諾茲便提早結束學徒生活，開始獨立在普利茅斯港區與倫敦兩地從事肖像畫工作，其中不少顧客是駐紮在普利茅斯的海軍軍官。【圖1】

雷諾茲不甘於工匠階級的生涯——不管是藥劑師或以肖像維生的地方畫家——其實有跡可循。雷諾茲與其兄弟雖然沒有一位如父親一樣上大學，但牧師家庭畢竟充滿書香，父親的圖書與些許的版畫收藏，成為雷諾茲年少時的滋養。他的筆記本裡留下了許多他閱讀古希臘羅馬哲學、文學家、近代英國作家、以及歐陸藝術理論著作的節錄。其中，哈德森的老師，肖像畫家兼理論家理查森（Jonathan Richardson, 1667-1745）的著作，包括一七一五年的《論繪畫理論》以及一七一九年的《論藝術批評》及《論鑑賞家之科學》，對他影響深遠。理查森在《論繪畫理論》中主張：

繪畫是令人愉悅的、天真無邪的娛樂。但它還不只如此；繪畫極有用處，因為它是我們藉以彼此傳達思想的媒介之一，且就某些方面來說，優於其他所有的媒介。因此，繪畫應當與這些媒介同列，不只被視為一種享樂，而更是一種語言，透過繪畫語言我們溝通思想的技巧得以完善。[4]

對於想在繪畫上伸展抱負的雷諾茲而言，「繪畫是一種溝通思想的語言」這樣的觀點，勢必深具吸引力與說服力。這或許也是造就他不同於其他工匠階級出身的畫家，而有能力躋身「博雅藝術」之列的重要因素。此外，不管是他同代人的近身觀察體會，或是後世傳記作者的描述，都強調雷諾茲有著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善於社交的性情，這也讓他在肖像畫家身涯中，深受貴族士紳階級歡迎。

然而，光是飽讀詩書與善於社交，對於成就一位「藝術家」聲名，在當時的環境中仍不充足。英國貴族對於歐陸繪畫、雕刻的喜愛與品味，身為這些貴族的肖像畫家如果不能體會、無法洞察，如何能和這些贊主平起平坐，獲得他們的重視與尊敬？十八世紀貴族間興盛的壯遊（Grand Tour），不僅有著增廣歷史與國際政治局勢見識、建立人際網絡的目的，也是進行藝術文化巡禮、培養品味的良機，然而這對於畫家這樣的階級而言，卻是難以獨立企及的夢想。所幸，一七四九年，曾向雷諾茲訂製肖像的艦長埃吉肯姆（George Edgecombe, 1st Earl of Mount Edgcumbe, 1720-1795），將他引介給另一位軍官凱佩爾提督（Commodore Augustus Keppel, 1726-1786），當時凱佩爾正準備前往地中海執行外交任務，在他的邀請下，雷諾茲高興地於一七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搭上百夫長號戰艦（HMS Centurion），一同啟程。在里斯本、直布羅陀、阿爾及爾及梅諾卡島上度過數月後，雷諾茲終於在一七五○年四月抵達羅馬，在羅馬住了兩年後，又再前往那不勒斯、佛羅倫斯、波隆那與威尼斯，然後途經巴黎，於一七五二年十月回到倫敦。

依現存的數本雷諾茲速寫簿來看，在義大利的兩年多期間，雷諾茲勤奮地四處觀看文藝復興大師傑作，並且勤做臨摹與筆記。對他個人而言，這不啻是學習繪畫技法的最佳途徑，也是訓練眼力與品味的不二法門，甚至也是未來創作的養分與素材。相對於早他一輩的霍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力抗貴族崇尚歐陸品味，而主張以針砭社會時事的「現代道德主題」來為英國繪畫獨創一格，雷諾茲則更對歐陸古典傳統有所嚮往，並將英國畫派的願景建立在對歐陸傳統的掌握與傳承上。從義大利回來後，當時年近三十歲的雷諾茲，終於真正準備好成為一位畫家，大展長才。

以上文章節選自〈英國畫派發展的關鍵年代：雷諾茲與其藝術世界〉，收錄於陳正國主編，《1723，世界史的11扇窗》，台北：聯經，2023年12月，頁302-341。

[1] 參見謝佳娟，〈十八世紀英國「宗教藝術」重建的契機：從對拉斐爾圖稿及二則宗教圖像的論辯談起〉，《歐美研究》，42卷3期，頁540、549。[2] Anthony Ashley-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Second Characters, or the Language of Forms, ed. Benjamin R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4), p. 135.

[3] Sam Smiles ed., Sir Joshua Reynolds: The Acquisition of Genius (Bristol: Sansom & Company, 2009), p. 17.

[4] Jonathan Richardson, An Essay on the Theory of Painting (London, 1715), p. 2. 參見謝佳娟，〈設計的化身、繪畫的文法：十七至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素描概念的演變與意義〉，《新史學》，21卷4期，2010年12月，頁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