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的第一部中國旅行圖冊:《中國服裝》(The Costume of China)

當我們出門旅遊時,總是會提起相機將所見美景記錄下來,有些人還會進一步將相片洗出,並放進相簿。然而在照相機發明之前,往往只得訴諸文字記載或是速寫畫出。尤其在18世紀末的人們,可能會因為政治或技術等因素,而不像現代人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移動。因此一旦到達了一個難以到達的地方,當時的人們便會透過上述方式記錄並出版,這個模式也正是第一個實際到達中國的英國使節團--馬戛爾尼使節團所採用的方式。

1792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為拓展並改善當時中英兩國貿易上的種種不平等現象,遂派遣以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為特使的使節團前往中國,並以補祝皇帝八秩大壽的名義謁見乾隆皇帝。未料,由於雙方在晉見禮儀上產生齟齬,以及中英貿易觀念差距甚遠,所以使節團並沒有為中英貿易達成任何具體的協議。乾隆皇帝以下列說辭,拒絕了馬戛爾尼親手交至乾隆手中之信件當中所提出來的要求:

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咭利國王,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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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戛爾尼使節團至熱河(今承德)晉見乾隆皇帝的情景,然而最終仍未在外交上有所斬獲。威廉‧亞歷山大雖未跟隨馬戛爾尼前往承德,但仍根據其他具速寫能力的成員所畫的手稿,創作了大使與乾隆皇帝晉見的情景。William Alexander, The Approach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to his Tent in Tartary to Receive the British Ambassador, 1796. Pencil and water on paper, 40×60.6cm. British Museum, London.

即便使節團在拓展貿易的任務並不成功,這段在中國的旅程卻成為了一個相當熱門的出版題材。許多使節團的核心成員或是船隊水手紛紛在使節團回國後,將自己出訪時的日記或是見聞錄加以出版。例如副使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於1797年出版了《大英國王派遣至中國皇帝之大使的真實報告》(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Emperor of China),總管約翰.巴羅(John Barrow, 1764-1848)在1804年出版了《中國之旅》(Travels in China),船隊大副愛尼斯.安德森(Aeneas Anderson)更搶先在使節團核心成員之前,在1795年出版了《1792-1794年英國至中國使節團之敘事》(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眾多出版品的問世,宛如用文字揭開了那遙遠而閉鎖東方國度的神祕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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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馬戛爾尼使節團進入中國前,西方國家的中國形象來源,大多來自耶穌會傳教士書信中的記述。然而這些書信大多僅有文字,中國形象的來源大多望文生義,使得18世紀西方洛可可藝術風格的中國形象,大多具有制式化的特徵,如尖臉、杏眼、綰髮等。更具體的例子是英國諷刺漫畫家詹姆斯‧吉爾雷(James Gillray, 1757-1815)發表的一幅漫畫〈北京朝廷接見外交官及其隨從〉(The reception of the Diplomatique (Macartney) and his suite, at the Court of Pekin)。畫面中的中國人,人物衣紋、佈景與地毯上的紋樣也深具裝飾性,與當時洛可可藝術中的中國風尚相吻合。只是這些特質,實際上終究是基於對中國文化內涵的片面理解,再加上天馬行空地加油添醋而成,與實際中國的情況可謂相去甚遠。James Gillray, The reception of the Diplomatique (Macartney) and his suite, 21 at the Court of Pekin, 1792.

除了眾多的文字紀錄外,使節團中的製圖員(draughtsman)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也在回國後,將在中國時所創作的手稿加以整理,並先後出版了《1792-1793年沿中國東海岸之旅途中各海岬、海島之景貌》(Views of Headlands, Islands &c. Taken during a Voyage to, and along the Eastern Coast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 1793, etc.)、《中國服裝》(The Costume of China)以及《中國人的服飾和習俗圖鑑》(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等三部圖冊。亞歷山大出生於肯特郡的梅德斯通(Maidstone, Kent),畢業於皇家美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在學期間,亞歷山大勤奮不懈地對院內所收藏的古物與石膏像進行素描練習,這種勤勉的態度,為皇家美術學院創辦人雷諾茲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 1723-1792)所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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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亞歷山大對古物及塑像描摹相當感興趣,得以精準掌握物象的描繪。這種興趣持續到亞歷山大晚年任職於大英博物館時。William Alexander, Actaeon Attacked by His Hounds, 1812. Pencil and monochrome wash on paper, 22.3×16cm. British Museum, London.

正因為能夠對物象做出頗為精準地描繪,亞歷山大在畢業後,隨即受到恩師朱利烏斯‧伊伯森(Julius Caesar Ibbetson, 1759-1817)的推薦,而進入馬戛爾尼使團擔任製圖員。當時使節團的肖像畫家(painter)另有其人,是馬戛爾尼的同鄉托馬斯‧基希(Thomas Hickey, 1741-1824)。然而基於不明原因,基希在整個中國行旅中,幾乎沒留下什麼作品。因此目前有關馬戛爾尼使節團的圖像紀錄,絕大部分都出自亞歷山大之手。

1804年出版的《中國服裝》,除了在題材上較亞歷山大所出版的其他兩部圖冊多樣化,其藝術價值以及寫實程度,也被認為高於其他兩部圖冊。《中國服裝》一共含有48幅圖版,為圖文並列編排的圖冊。每幅圖版除了以銅版印刷並用水彩填色外,同時還搭配一頁的說明文字來加以補充圖版細節。此外,從《中國服裝》圖版的題材選擇上,反映出了西方人(或是亞歷山大本身)對中國感到新奇,進而想要特別了解的部分。題材上大致可分成船舶、水利、建築以及人物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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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服裝》書中插圖的題材選擇,反映當時英國人對中國感到好奇的部分,像是使團在中國移動時,大多為乘船沿大運河而行,途中經過大量的水閘門。亞歷山大記錄水閘門的設置,並於文字中描述船過水閘的方法。William Alexander, Front View of a Boat, passing over an inclined Plane or Glacis, in The Costume of China:illustrated in forty-eight coloured engravings, 1804. Hand-colored aquatint, 26×32cm.

正因為《中國服裝》是基於亞歷山大的直接觀察,使其成為19世紀中期攝影術進入中國前,西方國家所流傳的中國圖像的典範,體現在諸如書籍插圖以及室內設計等層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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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服裝》的出版,或許揭穿了真實的中國,其實不如18世紀上半葉西方人所想像得那般美好。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風尚(Chinoiserie)的終結。《中國服裝》是19世紀中期攝影術進入中國前最可靠的中國圖像來源,所以影響了19世紀上半葉英國中國風的室內設計。例如在英皇閣(Royal Pavilion)樓梯間的玻璃窗片上的中國人物裝飾,中間那幅明顯是對應到《中國服裝》中的第29幅圖〈揮舞刀斧的武生〉(A Chinese Comedian)。 (左)William Alexander, A Chinese Comedian, in The Costume of China:illustrated in forty-eight coloured engravings, 1804. Hand-colored aquatint, 32×26cm;(右)Glass pane on the South Staircase landing in the Royal Pavilion.

在之後的文章中,筆者將分別經由上述四個(船舶、水利、建築、人物)方向,介紹亞歷山大以及使節團成員們,如何運用他們的西方之眼,來理解18世紀末的中國。

參考資料:

  1. 黃一農,〈龍與獅對望的世界─以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出版物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2期(2003,06),頁265-297。
  2. Conner, Patrick and Sloman, Susan. William Alexander: an English Artist in Imperial China, Brighton:Brighton Borough Council, 1981.
  3. Sloman, Susan. Image of China William Alexander, London: Jupiter Book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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