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錡豫

前言：從「古美術見學」的歷史談起

位於三峽的李梅樹紀念館，館內珍藏著臺灣前輩藝術家李梅樹（1902-1983）一生的創作心血，以及豐富的文獻、資料檔案。每年，紀念館都會定期舉辦李梅樹為主題的經典展，以及以「梅樹月」為名的臺灣美術史策展。

豐富的館藏中，有一批1933年李梅樹就讀日本東京美術學校期間，前往京都和奈良各地的神社、寺院以及博物館所繪製的雕刻速寫，總數高達六、七十件【圖1】。

李梅樹並非獨自前往，而是在校方的帶隊下從事的見學之旅，稱之為「奈良京都地方古美術實地見學旅行（又稱近畿地方古美術見學旅行，以下簡稱古美術見學）」。

這是一趟什麼樣的旅行，為何李梅樹要奮力地在旅程中不斷速寫？實際上，古美術見學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根據研究，1884年，日本思想家岡倉天心（1863-1913）與其師費諾羅沙（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前往奈良、京都從事古物調查旅行，期間，打開了秘藏已久的奈良法隆寺夢殿觀音【圖2】。或許是基於當時的經驗與感受，岡蒼天心之後擔任東京美術學校校長，開始獎勵教員前往近畿地方（大致對應如今的關西地區）「出差」，欣賞、研究古美術。[1]

1896年，東京美術學校正式舉行古美術見學，到正木直彥（1862-1940）擔任校長以後，此活動變成必修課程。在學校教授與外聘專家的帶隊下，畢業前的各科學生會前往近畿地方從事古美術考察，呼應當年岡倉天心的調查。歷年的臺灣留學生，如陳澄波（1895-1947）、廖繼春（1902-1976）、顏水龍（1903-1997）與廖德政（1920-2015）等人都有參加過見學。由於是課程的一環，因此學生在整個行程中，都需要抄寫筆記與速寫所見，作為日後提交的作業──這也正是李梅樹當年描繪這麼多速寫作品的原因。

根據李梅樹留存的行程表【圖3】，可以看到在短短兩週內，學生們需造訪四十個左右的景點，平均一天約三個景點，是近乎行軍的行程。在李梅樹當時的鉛筆速寫中，可以看到如東大寺、興福寺、法隆寺、室生寺、萬福寺、東寺、三十三間堂等寺院珍藏雕刻的素描，也將自各處景點所蒐集的戳章蓋在速寫紙上。由於見學行程緊湊，推測李梅樹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勾勒佛像、神像，部分作品甚至只有輪廓，少數則有用鉛筆描繪明暗，並標記名字。

如《三十三間堂雷神像速寫》【圖4】，李梅樹便聚焦刻畫雷神頭部的表情，並迅速以短促的排線描繪陰影。至於東大寺南大門著名的金剛力士像【圖5】，由於這座完成於十三世紀的仁王像體型高達八公尺，加上該日行程緊湊（要接連參觀東大寺境內其他寺院、正倉院、春日大社與新藥師寺等處），李梅樹只來得及畫下頭部、雙肩與持金剛杵的右手。不過，筆者在檢視李梅樹藏書《近畿古美術案内：東京美術学校修学旅行》【圖6】時，發現這本由東京美術學校編纂，用於古美術見學期間的導覽手冊上，留有李梅樹針對東大寺南大門金剛力士的塗改筆記，可見作畫時間雖短，但李梅樹仍在見學過程中，將所見所聞結合手冊，反覆驗證知識。[2]

神秘的如來頭像

在數十件古美術見學鉛筆速寫裡，有一件描繪佛像頭部的速寫最為特別，具有較高的完成度（勾勒較多細節，並以鉛筆筆觸描繪明暗），佛像的造型也與日本傳統的形式不同。觀察速寫，可發現此佛像五官輪廓較深，比例較長，且頭髮的描寫也少見於中國、日本佛像的樣式【圖7】。

依循李梅樹1933年的古美術見學足跡溯游而上，可以發現，此佛像並非寺院收藏的雕刻，而是如今京都國立博物館藏的《石造如來頭部》（二世紀）。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前身是恩賜京都博物館，成立於1897年。李梅樹於1933年4月29日參訪此處，作為古美術見學的最後一站。

這件《石造如來頭部》十分特別──它並非產自日本，但卻長年被印在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典藏出版品中，備受重視。根據1927年該館出版的《恩賜京都博物館歴史部目録》，《石造如來頭部》（當時被稱作「佛陀頭首」）是由「京都市 山中松治郎」出品，該書在前幾頁還展示了精緻的黑白印刷照片，並標記是在「ガンダラ發掘」【圖8】，也就是如今我們所熟知的犍陀羅（ガンダーラ，Gandhara）。[3]

從印度到日本，再到臺灣畫家的速寫本

提到犍陀羅，便會想到藝術史上盛名的犍陀羅佛教藝術。早在西元前，受到希臘亞歷山大大帝遠征的影響，從希臘、埃及、波斯到印度北部，形成廣袤的文化交流圈。

希臘藝術的風格透過宗教、貿易甚至是通婚等方式，跨越漫漫長路，影響到位於印度北邊的犍陀羅地區，使得此處出現獨具特色的犍陀羅佛教藝術，具有修長身形，並帶有西洋人面貌特徵的佛陀雕刻【圖9】，成為這時期的代表藝術風格。

根據日後博物館的推測，這件《石造如來頭部》完成於西元二世紀，也是該地區佛像製作技術的鼎盛期。[4] 然而，《石造如來頭部》是如何從印度犍陀羅來到日本京都呢？答案可能和這件文物的原持有者「山中松治郎」有關。

山中松治郎（1875-?）屬於知名的「山中商會」的一份子。二十世紀初期，以古玩買賣起家的山中商會，在中國北京、美國紐約、英國倫敦等城市設有分店。山中商會從中國等地收購文物，再轉賣到西方各國，是當時叱吒風雲的古董商【圖10】。山中商會的第一代會長是山中定次郎（1866-1936），而松治郎則是山中商會的董事，是定次郎的伯伯「山中吉郎兵衛」的養子。[5] 在京都，山中松治郎也以古董商的身份活動。[6] 翻閱《恩賜京都博物館歴史部目録》，有複數的文物來自山中松治郎的收藏。[7]

從「ガンダラ發掘」，可以推測在各地蒐集、買賣古物的山中商會，從印度犍陀羅本地直接（或間接）得到這件佛首（在恩賜京都博物館的展品中，也有其他產自犍陀羅的松治郎收藏），將它帶來了日本。

在恩賜京都博物館的展示中，《石造如來頭部》似乎被放在外國古代宗教、祭祀品的展區，而非佛像雕刻區。想像李梅樹在欣賞博物館內琳瑯滿目的展品後，偶然間在陳列各種印度袈裟、經書、石塔等展件堆裡，發現這件來自北印度的如來頭像。或許，李梅樹曾讀過岡倉天心的《東洋的理想》，書中闡述了日本古美術與印度藝術之間的關聯；也或許，李梅樹在看到如來頭像時，發現它與見學所見的其他京都、奈良寺院佛像風格不同。他著重刻畫頭像立體的五官，以及特殊的波浪狀髮紋，將這件佛像的特殊之處記錄下來。

這件《石造如來頭部》可能是李梅樹整趟古美術見學中最後一件鉛筆速寫。十幾年後，當他開始著手重建三峽祖師廟時，或許會重新翻看當年的速寫。在三峽祖師廟中，李梅樹大量運用日本古美術的元素，如四天王、四大將的形象來自興福寺的神像；側殿水車堵上的來迎圖、風神、金剛力士等浮雕，都有日本古美術的範本可循。結合古希臘柯林斯式（Corinthian Order）特徵的白菜石造龍柱，某種程度上，也與東西交融的犍陀羅藝術遙相呼應【圖11】。

在這位具有跨文化視野的藝術家努力下，三峽祖師廟成為多元文化交匯下臺灣現代寺廟的典範，將臺灣、日本與遙遠的印度、希臘，透過藝術聯繫在一起。

[1] 吉田千鶴子，〈〈日本美術〉の発見: 岡倉天心がめざしたもの〉（東京：吉川弘文館，2011），頁130-142。

[2] 2024年至2025年間，筆者受李梅樹文教基金會委託，執行文化部臺灣藝術研究補助「日治時期『東京美術學校古美術見學旅行』與臺灣藝術發展之關係——以李梅樹相關史料及圖像的蒐集與研究為主」研究案，期間多次前往李梅樹畫室內調查其藏書、藏畫與個人史料。

[3] 恩賜京都博物館編，《恩賜京都博物館歴史部目録 古代遺品祭祀宗教之部》（京都：同編者，1927），頁42。

[4] 京都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仏像彫刻》（京都：同編者，1983），頁92。

[5] 山本真紗子，〈美術商山中商会―海外進出以前の活動をめぐって―〉，《Core Ethics》4卷4號（2008.03），頁373-374。

[6] 帝國秘密探偵社，《大衆人事録 第5(昭和7年)版 タ-ワ之部》（東京：同編者，1932），頁104。

[7] 恩賜京都博物館編，《恩賜京都博物館歴史部目録 古代遺品祭祀宗教之部》，頁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