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而美麗:維多利亞時期的Ophelia形象與精神醫學

在19世紀英國視覺文化中,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Hamlet)中的歐菲莉亞(Ophelia)可說是最知名的女性形象之一。在這部充滿超自然幻象、政治野心與復仇情節的鉅作中,歐菲莉亞柔美嬌弱的女性氣質,對比於她因親情、愛情幻滅而瘋狂自毀的命運,成為此時期創作者重要的靈感來源。前拉斐爾派畫家約翰·艾佛雷特·米萊(John Everett Millais, 1829-1896)的畫作《歐菲莉亞》【圖1】,以細膩筆法呈現歐菲莉亞漂浮在溪流中,頭戴著手編的花草頭冠,雙手如殉道者般微張上揚,眼神失焦迷茫,口中似乎吟唱著歌謠,對即將到來的命運毫不知情。米萊以充滿憐憫的方式表現歐菲莉亞的紊亂心緒,加上對河岸植物極度寫實的場景描繪,讓這段在舞台上未能演出的情節,成為深植人心的經典場景。

【圖1】John Everett Millais
【圖 1】John Everett Millais, Ophelia, 1851-52. Oil on canvas.

除了畫作,歐菲莉亞的主題也被廣泛呈現於攝影中。知名攝影家朱麗亞·瑪格麗特·卡梅隆(Julia Margret Cameron, 1815-1879)便曾以此創作多幅作品。【圖2】【圖3】在這些照片中,卡梅隆以近距離的取景呈現大幅的肖像形式,使得模特兒的情感表現深具感染性,而她喜用的柔焦技法,也為這些作品增添神秘幽微的氛圍。卡梅隆鏡頭下的歐菲莉亞有時穿戴深色、斗篷狀的上衣,似與幽黯背景融為一體,有時則穿著素雅細緻的淡色服飾,暗示著她身為青春女性的身份。但無論如何,歐菲莉亞的長髮總是紊亂披垂,與一般淑女的潔整髮型相去甚遠,有時在髮際、帽簷、衣服上更帶有花葉殘枝。此外,卡梅隆常將模特兒匿名,讓她們從真實身份抽離,成為純粹的文學角色,但又常在照片後面寫下「寫生」(from life)。似乎刻意透過攝影特有的指涉性,將精神不穩的狀態與普遍的女性形象相互連結。

圖片1
左【圖 2】Julia Margaret Cameron, Ophelia, 1867. Photography. 右【圖 3】Julia Margaret Cameron, Ophelia, 1875. Photography.

事實上,這樣的形象連結並非只是藝術家的刻意選題,亦與此時社會背景和醫學發展息息相關,維多利亞時期的精神患者中,女性的數量確實超過男性許多。除了女性多比男性長壽之外,有人認為這是因為許多社經地位低落的女性(特別是單身者),因生活貧困而引發的心理疾病。當時人們也相信,由於女性在一生當中會遭遇許多重大的身心變化,諸如青春期、懷孕、生子和停經等過程,這些轉變都使她們心智變得脆弱,容易遭受精神疾病的困擾。這些背景,讓女性精神患者成為獨特的研究題材,而如何將女性患者的特徵「視覺化」,也成為引人探究的主題。例如,知名的精神科醫師休伊·沃爾奇·戴蒙德(Dr. Hugh Welch Diamond, 1809-86)本身亦是知名的攝影家,他在任職療養院期間(Surrey County Lunatic Asylum, 1848-1858)以相機紀錄許多病患的姿態表情。就醫學角度而言,戴蒙德相信透過被拍攝的過程,能幫助病患緩和病情,雖然這點並無明確證據。他也推崇攝影術的客觀性與精確度,認為比起雙眼,攝影能記錄、揭露更多事實,捕捉外在現象的同時也呈現病患內在狂暴的心理狀態。這種「相由心生」的醫學信仰,使攝影成為紀錄外在生理特徵與內在人性的理想工具。而戴蒙德的攝影成果也對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日後探討人類情感表現與演化機制關係的《人類與動物的情感表達》(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 1872)有極大影響。

特別的是,戴蒙德的攝影除了作為醫學紀錄之用,也成為打造歐菲莉亞形象的先驅。他在1850年代拍攝療養院中女性病患時【圖4】,就已讓她們披掛沈重的衣袍(可能象徵著她們的心理負荷),頭戴以桂冠、桃金孃編織的環冠來扮演這位經典的文學女性角色,成功形塑出歐菲莉亞的標準裝扮。相較於米萊畫中豐富多采的戶外場景,或是卡梅隆在十多年後拍下的感傷唯美姿態,戴蒙德拍攝的是真正為精神疾病所苦的病患,這些女病患驚懼或迷茫失神的面容,可說是這類形象中最真實也最切合命題的。戴蒙德也曾公開展示這些作品,使女性的瘋狂形象不再止步於療養院內,而是成為一個可見、可比較的具體樣貌。

【圖4】Hugh Welch Diamond
【圖 4】Hugh Welch Diamond, Ophelia(Patient form the Surrey County Lunatic Asylum), 1850. Photography.

維多利亞時期對「瘋狂」的探究興趣,也曾在知名文學作品《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裡出現,且同樣可能來自醫療院所與攝影術的交會關係。作者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 1832-1898)的舅舅斯凱芬頓·路特維奇(Skeffington Lutwide)曾擔任管理英國與愛爾蘭精神醫療院所的委員(1853-1873),透過這層關係,卡羅認識了許多精神醫學家,對相關知識並不陌生,將之運用於寫作中。例如在故事中三月兔和瘋狂帽匠的茶會【圖5】,便可能源自當時精神療養院所中普遍施行的「茶會療法」:在下午茶會中,病患被要求穿上最好的衣服,以禮貌的方式相處交談,讓他們透過社交機會來重新培養道德理性,藉此回歸社會常軌。《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插畫家約翰·坦尼爾(John Tenniel, 1820-1914)也運用了許多當時精神患者的固定形象(例如三月兔頭上的花草冠),而脫下帽子的帽匠憂鬱枯槁、若有所思的形貌【圖6】,更直接呼應了戴蒙德所拍攝的患者形象【圖7】。

【圖5】John Tenniel, “The Mad Tea Party”
【圖 5】John Tenniel, “The Mad Tea Party”, illustration to 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1865. Wood engraving.
圖片2
左【圖 6】John Tenniel, “The King’s Messenger in Prison,” illustration to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1871. Wood engraving. 右【圖 7】Hugh Welch Diamond, Suicidal Melancholy, 1850s, Photography.

對《愛麗絲夢遊仙境》熟悉的讀者可能會記得,在這場「最為瘋狂的茶會」(the maddest tea party)中,理性而清醒的愛麗絲忍不住吶喊:「但我不想跟這些瘋狂的人在一起!」(But I don’t want to go among mad people!) 。如果將愛麗絲的抗議,與當時歐菲莉亞式的普遍形象相對應,或許可說身為女孩的愛麗絲所表達的,不僅是對眼前荒謬場景的無奈陳述,更是對維多利亞女性瘋狂標記的抗拒。女性、非理性所成就的獨特形象,在成為此時美學母題的同時,亦隱然成為幽禁女性的固定標誌。

參考資料

  1. Elaine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London: Virago, 1987.
  2. Grace Seiberling, Amateur, Photography, and the Mid-Victorian Imagina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Kimberly Rhodes, Ophelia and Victorian Visual Culture: Representing Body Politic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hgate: Aldershot, 2008.
  4. Franziska E. Kohlt, “ ‘The Stuidest Tea-Party in All My Life’: Lewis Carroll and Victorian Psychiartic Practice,”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i, Vol. 21, No. 2, (2016): 1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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